综上所述，在坚守“三分法”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应当确立“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之保障对象”的观念，提升被保险人的地位，保障被保险人的权利。
五、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分”还是“统”
海上保险为保险业之源头，“无疑是贯穿保险业发展历史的‘母亲之河’”。[32]在保险业发达国家，海上保险皆先以发生，渐次及于陆上火灾保险及生命保险；其立法也是先有海上保险之规定，置于“海商法”中，后制定“陆上保险合同法”。我国立法也因循了这一模式，199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2章为“海上保险合同”；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章为“保险合同”，只不过名为保险合同，实质上是有关“陆上保险合同”的专门规定。如何认识和处理上述两类保险合同法的关系？我国大多数保险法学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4条“海上保险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未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之规定，主张海商法只不过是保险法的特别法，两者虽然分置于不同的法典之中，但实质上为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保险合同法制的统一化格局已基本形成。[33]但问题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之下，陆上保险合同法与海上保险合同法两者之间真的为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吗？我国保险合同法已经统一了吗？如此种种，颇值探讨。
首先，我国陆上保险合同法与海上保险合同法两者之间并非真为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更遑论我国保险合同法的统一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立法过程来看，两者分别源自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传统。祖国大陆的保险法主要是学习和移植我国台湾地区所谓“保险法”，而后者有关保险合同之规定又基本上是承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保险契约法草案》，沿袭了大陆法系保险合同法的传统。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立法过程，其背景是处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海上运输领域向国际社会主要是向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国际公约学习、借鉴、吸收和引进的过程。前国际海商法协会主席、英国海商法学家帕特里克·Ｊ．Ｓ．格里格斯曾指出：“这种国际公约的某些条款有选择性的并入国内法的做法，最典型的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该法包含了现有许多国际公约中的许多公认条款。为了达成最大限度的统一，这种方法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助长了混乱和不确定的现象发生。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并入的方法并未被广泛采纳。”[34]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则充分参考了为绝大多数海运国家所借鉴的《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加拿大著名海商法学者威廉·台特雷教授在其名著《国际海商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1993年海商法第12章（第216－256条）中对海上保险进行了规范。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该章节包含了很多英国海上保险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原则。”[35]毫不夸张地说，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可以清晰地发现前者的诸多条文是对后者未加任何改造的直译而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分别源自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传统，必然导致两者在体制、制度、规则等方面的差异。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章“保险合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保险合同主体权利义务体系的构造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源自大陆法系之传统，故在保险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构造上仿大陆法系的“三分法”体制，除保险合同之双方当事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外，还有被保险人作为关系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源自英美法系之传统，故在保险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构造上采英美法系的“二分法”体制，仅有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两个主体，而无投保人的存在。除此之外，在一些具体制度如告知义务、保险代位、重复保险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章“保险合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并非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关系，而是彼此独立、相互并列的两个不同法系，统一的保险合同法制并未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