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有学者提出应慎用死缓，因为在当前腐败犯罪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过多地以死缓替代死刑（立即执行）与缓刑适用过于宽泛一样，也不利于预防腐败犯罪的发生”。[18]笔者以为，此种观点是值得深思的。虽然从严惩处贿赂犯罪并不等于要“重判”，更不等于要多判死刑立即执行，但司法通过判处死缓而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死刑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其存废必须考虑全民价值观念。“充分考虑到我国经济犯罪、贪污犯罪猖獗，举国上下对之深恶痛绝的当代中国，如果对这类严重犯罪废除死刑，不仅等于对其失去了最大的威慑力，而且背离了民心。一项背离了民心，丧失了最大威慑力的刑罚手段和措施，是难以达到目的的。”[19]所以，对于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依法应判处死刑的，不能手软。
（二）数额因素在高官受贿量刑中的作用变动不居
受贿数额历来是受贿犯罪的主要量刑要素。特别是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犯罪人的受贿数额都达到了特别巨大的程度。依据《刑法》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的，应当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现实的问题是，“情节特别严重”和“不需要立即执行”是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裁量性判断。从12个高官的受贿案件看，犯罪人的受贿数额均远远超过“特别巨大”（10万元）的标准。从实际判刑看，数额的作用似乎是矛盾的。
首先，数额是决定情节是否特别严重的基础指标。“情节特别严重”的判断，本来应该是“数额特别巨大”并列的情节。但从实际操作看，受贿数额实际上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主要考虑因素。即使受贿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也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但数额没有达到一定量，法院也不会轻易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在12个高官受贿案中，黄松有受贿390万元，受贿数额最少，尽管有知法犯法、影响恶劣等酌定从重情节，但判决并没有据此认定其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只判处了无期徒刑。而米凤君受贿628万元，尽管被认定具有认罪态度好和退赃等情节，但仍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死缓。从近几年司法实务看，判处死刑的受贿数额不断上涨，目前“认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一般都是案值在500万元以上的贪污受贿案件，”[20]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额，尽管有其他严重情节，也不会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其次，数额与决定死刑是否立即执行关联度不大。从8名被判处死缓的高官判决中，可以发现，在认定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数额的多少似乎对决定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没有起作用。米凤君受贿600多万元，被判处死缓；陈绍基受贿近3000万元也被判处死缓。因此，对已经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而被判死刑的案件而言，是否立即执行主要考虑的不是数额，而是其他情节。由于数额反映的社会危害性比较直接，长期形成的数额与量刑相对应的绝对化观念，使人们总体上感觉，目前腐败分子的受贿数额正不断被刷新，但判刑却越来越轻了，判处死刑的就更少了，对贪官的处罚力度降低了。对此，司法机关或许可以制定一个标准，在没有法定从宽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的数额（例如2000万元），应当执行死刑，以保证死刑适用的公正性。
（三）罪后酌定从宽量刑情节得到了充分的评价
判处死缓的条件“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然而何种情况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刑法》没有明文规定。12名犯罪人虽然没有法定的从宽（自首、立功）情节。但判决无一例外地认定他们都具有从宽量刑的酌定情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交代余罪（坦白）。在贿赂犯罪中，行为人常常作案时间长，次数多，办案机关一开始可能仅仅掌握行为人的一次或者数次犯罪线索，行为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又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的，此种情形能否成立自首，理论上有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自首和立功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此处的“其他罪行”，是指与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不属于同种类的犯罪，如果是主动交代同种余罪，则不属于自首。同时，该解释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再次强调，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同种其他犯罪事实的，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属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从轻处罚。12名犯罪人中有8人具有交代余罪的情节，除黄松有在量刑评价中明确不考虑其主动交代余罪的从轻情节外，其他人的主动交代余罪行为或者是作为判处死刑后“可不立即执行”的重要情节，或者是作为不判处死刑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