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反复声请释宪的情况，有人指出：“法务部提出依,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作为暂停执行死刑的依据，要点中规定，死刑案件遇有提起再审、非常上诉、释宪声请，须暂时停止执行程序，以免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规定的本意很好，但要避免过度的操作，形成技术上的干扰。因为再审、非常上诉和释宪声请都没有次数的限制，可以永无休止地声请，如果不做严谨审核，技术上可让死刑犯永远不必执行，仍可达到不执行的目的。”[48]“高检署”执行科检察官钱汉良表示，死刑犯一再提释宪，似在“以拖待变”，有拖延执行死刑、用程序干扰之嫌，“这是烂招数”。他建议，应正视次数问题，在兼顾人权的考量下，死刑犯声请释宪以一次为限。[49]当前，“法务部”为避免死刑犯藉由不断声请释宪逃避执行，正拟修订“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明定除非有新事实发生，否则只有一次以释宪暂缓执行的机会。
（三）关于第三审程序是否实行强制辩护、辩论原则、一致决
在台湾，刑事诉讼实行三审终审，依照“刑事诉讼法”第388条的规定，强制辩护不适用于第三审。废死联盟认为，这侵犯了被告的防御权，违反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刑事被告全程应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的规定。[51]在2010年4月30日对四名死囚执行死刑后，废死联盟为其余40名死囚声请释宪，理由之一是，“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死刑案件在“最高法院”三审程序中有强制辩护，恐有违宪之虞。法界人士指出，此一制度的缺漏，较易形成共识，成为释宪案的关键变数。如果大法官在释宪中认为死刑不违宪，但被告应强制辩护，三审未委托律师的死刑犯将有暂缓执行的理由。[52]为此，“法务部”建议修正“刑事诉讼法”，对于法定最重本刑为死刑的案件，不论第二审是否判决死刑，第三审都应强制辩护，以保障报告人人权。
2010年4月7日，马英九表示，台湾对于废除死刑仍有争议，政府的做法是透过务实政策，逐渐减少死刑判决，例如提高无期徒刑假释门槛至二十五年，“最高法院”对于死刑判决采言辞辩论与共识决（一致决）。[54]但“最高法院”经内部沟通后明确表示，“最高法院”对于“死刑犯三审时应派给律师强制辩护”、“死刑定谳判决须五个法官一致同意”两议题有共识，但对于“须召开辩论庭”有保留。最高法院法官表示，目前虽未规定要五个法官一致同意才能判决死刑，但实务运作上几乎都是“一致决”，只要有人有疑虑，就发回更审，他们并不反对修法具体规定。但对死刑案件一律要经过公开言辞辩论，“最高法院”态度保留。法官认为，三审是“法律审”，没有一律开庭辩论的实益，而且，若法官已决定将案件发回更审，不做死刑定谳判决，又何必开庭。[55]目前，法务部已经建议修正“法院组织法”，规定日后死刑判决应经法官全体一致决。
（四）死刑定谳者是否有权获得赦免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设或减刑。台湾地区虽有“赦免法”，但却缺乏明文程序规定。为了减少甚至停止死刑执行，有人提出应该完善赦免程序，使死刑犯能够实现请求赦免的权利。在死刑犯请求赦免，赦免与否尚未确定前，应停止执行死刑。[57]“停止执行死刑的主要目的在于作为废除死刑前普遍性的过渡措施，意即在完成废除死刑的立法前，任何死刑判决均不应被执行，在此种意义下，停止执行死刑便形同一种赦免；或是退而求其次，至少应在法制上赋予个别死刑犯请求赦免的权利，而在此一过程中，自应停止死刑之执行。”[58]有律师建议：应在刑事诉讼法增订：“法务部”设“死刑执行审查委员会”，纳入人权团体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于收受执行检察官所送交死刑案卷后一个月内，听取死刑犯本人、或其最近亲属、或委任代表人之最后陈述，并审阅卷证，如发现有特堪悯恕之情形者，可决议建请“总统”依法予以减刑或特赦。[59]还有学者建议引进大陆死缓制度，“对受死刑之谕知者，得于宣告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数年执行。缓期执行期间，如有悛悔实证者，于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60]但是，多数民众却对停止死刑执行持反对意见。有传言说：“马政府要乘明年建国百年之时，特赦这些定谳的死刑犯”。听到这些消息，民众自然会联想，原来王清峰和马英九已串通好，王筹设“推动废死刑小组”，准备在明年废除死刑，让马博得一个人权总统的美名。[61]这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
上述这些争议，是死刑赞成派与反对派在废除死刑政策暂时难以推行情况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为最大程度争取本方主张而进行的激烈较量。作为“执政者”而言，既要秉持“依法行政”的理念，又要兼顾和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其难度可想而知。
四、台湾的废除死刑之路
尽管官方一再表示对于判决定谳的死刑犯要“依法行政”，并执行了四例死刑，但这不意味着抛弃了废除死刑的政策，只是由“急废”改为“缓废”。死刑政策的微调，缘于影响死刑存废的两方压力，官方近期所采取的配套措施也是对这些压力因素的因应。
（一）影响台湾死刑变易的因素
1.国际社会的压力
在当今国际社会，废除死刑已成潮流。至2011年1月，对所有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已达95个；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达到9个；在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有35个，以上共139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余58个。[62]联合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力倡废除死刑，更有大赦国际等民间组织为废除死刑摇旗呐喊，给尚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施加极大压力。台湾在陈水扁主政期间，曾因国际人权组织压力，要求当时的“法务部长”施茂林在最后两年任期不得再签核死刑执行令。施茂林就“要求原本由检察司检察官审核，改交由资深的参事来审核，只要找得出理由就提起非常上诉，只要声请释宪就可以不执行，就这样以拖待变到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前，留下28名待决的死刑定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