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妨害兵役惩治条例之结伙持械阻挠兵役罪；公然聚众持械反抗兵役推行罪。
（4）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强暴胁迫使人施用毒品罪；公务员假借职务犯上述两罪者。
（5）惩治走私条例之走私加重罪。
（6）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加重残害人群罪。
（7）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之加重强暴性交易罪。
（8）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之非法制造贩卖枪炮罪；制造枪炮意图犯罪罪。
（9）民用航空法之强暴胁迫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危害飞航安全罪；加重制造非合格航空器罪。
上述犯罪，除可处死刑外，还可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二年、或有期徒刑十年、或有期徒刑七年不等。
废除唯一死刑，改为相对死刑，使台湾“刑法”更符合现代刑法思潮，并兼顾人权保障，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废除死刑，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7]最为重要的是，唯一死刑的废除，使法官在量刑时有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刑罚，对于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数量的下降，起着重要作用。
（二）死刑程序的演变
台湾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时于1928年制定的，后经数十次修改，逐步从职权主义转向改良式当事人主义。
1967年时，台湾修正“刑事诉讼法”即有意采纳当事人主义，但并不彻底，“实系披当事人外衣之职权主义，即仅具当事人主义之外形，而欠缺其内在之实际。”[8]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缺乏足够保障。在侦查中，警察重自白而轻“物证”。由于刑事司法体系不愿花钱培养法医人才，台湾极度缺乏此类人才，在死刑案件中，子弹专家、指纹专家、法医化学家、法医病理专家及法医血液鉴定专家等法医及科学证据极少呈堂。[9]加之证据力规范不够严格，刑求逼供之事时有所闻，法院在审理重大刑案时，又常受政策及舆论影响，甚至为杀鸡儆猴而速审速决。[10]法官也偏好自白证据，一些法官私下表示，“即使被告声称遭到警方刑求，法官却不仔细调查自白是否出于自愿，且不要求检方负起自白出于自愿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案件中，法官拒绝传唤可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被告遭刑求的证人。”[11]尤其“军事审判法”，更是黑箱作业，制造了一些冤杀案件。[12]有学者批评台湾的死刑法律程序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标准，其死刑制度至少有五大问题：警察办案能力不足、过分重视自白、唯一死刑、缺乏辩护资源、秘密执行死刑。[13]并得出结论：作为死刑案件来讲，“很遗憾地，台湾的制度、程序并不及格。”
2003年，台湾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此次修改，特别强调当事人主义，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传闻证据被禁止，被告人讯问制度被弱化，职权调查证据制度退化，被告人的缄默权得到承认，对证人的询问改采当事人主导的交互诘问制度，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特别保护。尤其“交互诘问制度，则系基于公平裁判之理念，赋予被告对证人之,质问权，仍是基本人权保障之一环。”[15]随着“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等内容的增加，犯罪嫌疑人主张曾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大幅度减少了。[16]案件的质量有了质的提高。
司法实践中，本着“明案速判、疑案慎断”原则，对于进入审判程序且被告不争执的非重罪案件，运用协商制度，使其快速终结，而使法官有足够时间及精神致力于重大繁杂案件的审理。”[17]自此，台湾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与其他案件并没有多少区别，但与过去相比，却更为谨慎。“根据近几年死刑案件观察，自其案发后移送地检署侦办，至三审确定入监执行，其所经过时间平均约33个月，为一般案件8、9个月之3、4倍，显示对于该类案件侦审执行过程之审慎，以求毋枉毋纵。”[18]有学者甚至认为，“惟依目前司法程序之慎重，侦查严明，审判周详，尤其对于死刑案件，终审法院每每不厌求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欲判处死刑。且死刑之执行非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之核准不得为之，是以判决确定后仍留有改正之余地。既须经审核，则应改正者当改正之，断无法官错误于前审核者复错误于后之可能。”
与其他案件最大的区别是，死刑案件经过三审定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的规定，“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1条的规定，“死刑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再加审核。”死刑执行需经“法务部”令准之立法目的，“系在于对生命权之尊重，使此一经执行即无回复或救济之极刑，得经由最严谨、慎重之机制施行”，[20]“期在对被告为更周密之保护。”
但是，“法务部长”批准死刑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质疑的那样，“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批准程序的规定过于简略，难道批准死刑执行与否仅系于法务部长的,一念之间乎？”[22]实践中也确曾存在过一些草率快速的死刑批准案件。[23]最终，由于“监察院”的调查，民间团体的催生，“法务部”订定了“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宣示订定本要点的目的是为了“妥慎审核死刑案件之执行，以保障人权”。第二，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于收受“最高法院”发送之死刑案件时，应确认检察官、被告及其辩护人已收受判决书，并审核确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及“赦免法”、“刑事诉讼法”第465条之事由。第三，“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之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第二点之情形以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第四，重申“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之精神，即“法务部”令准死刑案件之执行后，应即函送“最高法院检察署”转送相关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指派执行检察官于三日内依法执行死刑。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法务部”再加审核。如“法务部”重审后仍认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执行检察官应即依法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