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至少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由于修正规范说的强力推动，使得有关证明责任理论在“一强多元”模式的支配下暂时居于一种稳定状态而难以受到撼动。数十年以来，修正规范说的出现、发展以及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既是对罗氏规范说的完善，同时又是对罗氏规范说的改造。[21]所谓对罗氏规范说的完善，是指在罗氏规范说的基础上摒弃其中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状态的那些缺陷，给传统的规范说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其能够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涌现出的新类型案件以及因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解决民事争端问题上所体现的新的价值取向；所谓对罗氏规范说的改造，实际上是对罗氏正统规范说的悖离，或者是对罗氏传统规范说的异化。
规范说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并未重视其隐含于各种法律规范中的实质价值及实质公平问题。有些反对规范说的学者在基本立场上显得十分强硬，他们主张应全面放弃规范说的概念法学方法，不再维持统一抽象的形式标准，而改从利益衡量、实质公平、危险领域及社会分担的更为具体而多元的标准，借以解决证明责任分配问题。[22]有些认为，规范说的理论及分配方法不妨继续维持，但对于有疑问的部分应当予以修改，并就若干当今社会所发生的特殊法律问题，例如公害、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及商品制造等损害赔偿方法上的特殊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应另行建立其具体公平的分配方法，不能墨守规范说的分配方法。[23]但是，笔者认为，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判例实务来看，对规范说持全盘否定的学者所作出的努力而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并不比那些主张修正规范说的学者所作所为显得更为成功。罗森贝克规范说之所以在当今仍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学说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法规范所具有的抽象性相适应，同时也与大陆法系三段论裁判方式所形成的既定模式相契合。在以成文法为传统的立法建构下，虽然规范说过于注重法条结构形式，而显露其具有浓厚形式主义的色彩，这与罗森贝克本人深受近代古典主义哲学思想的洗礼不无关系。罗氏学说将法律规范从形式和性质上划分为基本规范与对立规范，并分别将归属于这两种不同类别的规范，相应地设定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和提出抗辩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负担证明责任的根据。该学说强调的是，应当由追求某种法律适用效果所依据法律规范而获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对作为适用该法律规范前提条件的要件事实负担主张及证明责任。由此可见，总体而言，罗氏学说是采用概念法学上的逻辑语言，将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的思想意图诠释为一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以便使抽象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及其价值理念适合于所有类型的案件。但问题是，一方面，这种过于注重法律规范外在形式以及权利规范属性的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个案的具体情形，特别是忽略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与证据的远近距离、是否存在证明妨碍行为等这些与社会公平正义紧密关联的情事或层面。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此而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在那些诸如环境污染、医疗纠纷、产品责任等特别领域显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罗氏学说也忽视了法官在个案当中当遇有因适用规范说将有损于社会公平正义时他所应当作出的理性判断。早在数十年以前，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有关判决中就对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所作出的有悖于规范说的做法，[24]其意义不容小觑，它们不仅仅是对规范说进行修正，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新兴学说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源泉与判例根据。例如，危险领域说的问世正是建立在德国长期司法判例基础上的产物。
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在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司法及学说当中能够就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起到一定支配地位或者重要作用的“一强多元”模式而言，其中“一强”与“多元”之间的结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基本规则（或规范）与例外规则（或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25]所谓“一强”主要是指的是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但是，也不排除系法律要件分类说当中的其他特别说，或者与罗森贝克规范说相结合的一种综合说。所谓“多元”，更进一步指的是包括公平原则、武器平等（或对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举证难易或者证据距离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危险领域原则、盖然性原则等理论学说或者价值观念。在实务上，关于“一强”基本规范与“多元”例外规范之间的应用关系是，在通常情况下，应适用基本规范，例外规范只是起到必要的补充作用，但是，当法官在个案当中认为适用基本规范有违社会公平正义时，有权决定改采例外规范。在学理上，通常认为，作为这种一般抽象性基本规范的规范说因符合法律安定性要求，故此具有可预见性、可预测性的特质，包括使得交易行为或社会习惯的主体对证明责任的法规范能有必要且合理的预见性。只是基于克服和避免其内在的某种僵化性且有利于解决个案的弹性问题，才考虑在必要时采用其他各种新兴学说来解决在个案当中所出现的实质性公平与个别正义问题。可见，尽管传统学说与新兴学说之间存在某种彼此不相兼容的龃龉关系，但是，如果从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形各自所发挥的不同功能角度来观察，这两种类别的学说之间仍有相互协调的余地和空间。
（三）关于在实务上对公平地采用基本规则（或规范）与例外规则（或规范）的基本认识
在采用基本规则（或规范）与例外规则（或规范）问题上，鉴于基本规则适用于大部分类型和数量的案件，因此，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公平或者概括公平。例如，按照规范说当中所体现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或规范），凡主张适用某一法规范的当事人，应当对适用该法规范所依据的要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其中，正是因为有关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适用效果能够给其带来诉讼利益，因此，按照抽象意义上的公平观念，应当由因适用该法规范而享有预期诉讼利益的一方当事人，对有关要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假如在这种情形下，由相对一方当事人对有关要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则不符合抽象意义上的公平观念。但是，就这种基本规则而言，虽然它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公平观念，但是，未必符合个案中的具体公平观念。因此，在遇有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不符合个案中的具体公平观念时，应当由法官据情改采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则，即涉及证明责任分配多元论的原理学说与价值观念。正如我国有台湾学者所言，古今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法则虽有多种，但其基本原理则均在“公平”这一点上任何一种分配法则的产生，虽然固均有其成为法则的理由，但都仅能适用于多种情况符合公平，无法达到适用于一切情况均符合公平的理想状态。因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世间无奇不有所决定，以一种证明责任分配法则，断不能应付万变的诉讼事实。因此，法官应体察证明责任分配的旨趣，对每一待证事实决定其证明责任归属时，宜参酌所有证明责任分配法则，根据一切情况，以公平合理为依归，详为考虑后，始为决定{7}(P. 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