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这一反驳相当有力。报纸是办给老百姓看的，使用的是普通人都能理解、能唤起民众最朴素的道德情感的日常生活语言，“以权压法”即属此类。作为一种“采民风”的方式，报纸在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将弥散于社会的各种看法、情绪搜集起来，予以适当的剪裁、提炼、抽象，再以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公共性话语呈现出来，便形成了公共意见。这是一种“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的法律（卢梭语），并被宪法学家毫不含糊地纳入宪法学研究领域（戴雪）。
但在承认“强调论”的深刻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以权压法”这一白描式提法中潜藏着的权法关系意象，接近于一种生死黑白式的分殊对抗，由此常常提出“法大，还是权大”之类的疑问。不要以为从这种疑问中，不会“涅槃”出诸如“要法，不要权”之类的口号；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治、法治讨论稍有耳闻的人，仍能感受到“要法治，不要人治”这一口号在当时的感召力。“强调论”之所以是片面的，在于权法关系在被意象化处理的过程中，失落了其复杂性和多面性。权法关系至少包括“权”与“法”两个支点，但不幸的是，在法治话语进入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时代，“权”的维度日渐稀薄，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至再要提起它来，不是不知权为何物，就是对其肆意谩骂。
须知“权”的逻辑（即合目的性）不同于法律理念的其余部分：它以目的为导向，着眼于目的手段关系，评价结论是“是”或“否”的实然陈述。其中，目的手段关系的建构往往是借助于自然因果律来完成：以手段为原因，以目的为结果。由于自然因果律是一种必然关系，以手段实现目的的任务，相应转化成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因果律的问题。因此，“权”的逻辑实乃“权力的物理学”，对此，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以科学的名义予以正名阐发，马氏也因此被冠以“邪恶导师”之名。
“权”的逻辑天然地存在将人客体化、对象化、手段化的危险，公务员被组织进机器般的官僚体制，公务员与行政相对人均需服从政府无论多么荒唐悖理的命令，皆为明证。马氏及其权力科学昭示了这一令人惶恐的惨烈真相，并因此遭致绵延不绝的“围剿”。时至今日，法律已对行政形成全面控制，行政已被套上重重羁轭：行政以法律为目的，目的手段关系的科学裁量需让位于宪法基本权利，即便在这种科学裁量内部，比例原则已如根须深嵌其中，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