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行政相对人

　　“所谓行政相对人，是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9}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学上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在德国、日本、祖国大陆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相应的概念表述，并成为行政法学理论的重要支撑。行政相对人作为与行政机关相对的一方主体，在行政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实践中，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从国内向国际转变在当今国际社会应该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全球化促使国际交往日渐增多，由此产生的国际性纠纷也会频繁化、多样化、经常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相对人在国际上容易由于涉及某一国际公共问题，成为国际规制主体权力行使的受体，并因此在个案当中成为国际行政相对人。也就是说，行政相对人的身份由国内走向国际，即行政相对人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规制主体而言，由于需要处理国际公共行政事务、履行全球治理职能，作出了对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或者组织的涉及权利与义务的行为，这时候该国家内部的公民或者组织也就成了具有国际性质的行政相对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国家及国际组织的行政相对人身份。在国际交往中，国家是基本的交往主体。经济全球化和环境、社会等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更加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沟通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国内当局很可能遇到某一涉及其它国家的国际行政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当局的权力行使中，其他国家就成了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成为行政相对人已是不争的现实，此时，利益相关方国家与国内的行政相对人一样，其权益都有可能受到制约、减损，“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诉美国关于虾及虾制品禁止进口案”中的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四国就是很好的例证。[6]所以说，在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域下，国家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交往，也促使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断加剧。在这样的态势下，一个国家成为另一个国家国内当局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就显得越发普遍。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在另一个国家国内行为中受到侵害也就难以避免地发生。由此，国家的行政相对人身份会越来越明显，行政相对人国际化的特质也会不断凸显。广义上的国际组织可分为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随着国际问题的复杂化，这两种国际组织均有可能成为一些国际规制行为的受体。比如某一主权国家国内当局对一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在本国执行该组织活动时的限制甚至侵害等；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而言，比如在向联合国申请成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资格的过程中，就是行政相对人的角色。[7]因此，国际组织成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相对人国际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

　　4．行政救济

　　行政救济，顾名思义，就是指在行政领域中，由于行政主体在履行职能、行使行政公权力的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时候，通过法律制度的安排，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救济渠道的一种理念及其制度。从特点上看，行政救济具有公共性、行政性、保障性等特征。在民主法治国家，行政救济制度一般比较发达和齐全、体系化：不但包括事后救济，还包括事中救济；不但包括行政途径，还包括司法途径；不但包括向原机关及其上级机关寻求救济的系统，还包括独立的权利救济系统。在当代，由于社会呈现变化多样的特征，而行政主体需要在社会各方面、各领域进行管制和治理，使得行政公权力容易对相对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各国都会大力发展和完善本国的行政救济系统，以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更为完善的渠道和路径。同理，行政救济的国际化即在超越国家界限的层面上构建有效的权力问责机制，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国际规制主体的问责，即以责任追究机制达到监督和控制权力、规范国际规制行为的目的，因此，行政救济国际化的核心问题就是问责。问责的功能和目的在于通过国际行政问责达至对相对人的保护，从而促进国际民主和国际法治的实现。由于全球治理中超越国界的行政权力行使大量出现，并有日益超越有效问责的趋势，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引起国外学界的重视，其核心问题是国际规制主体是否应当对其规制行为负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要对哪个利害关系人或群体负责？问责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基于现代的基本法治及人权理念，其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国际规制主体既要对授予其权力的上位机构负责（如果有的话），最重要的是对被国际规制行为影响到自身合法权益的受体负责，从更广的层面上说，是对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负责。对于第三个问题，即问责的标准问题，目前并不存在像国内法一样的高度统一、有序的行政法律责任制度和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所以，问责的标准只能依据国际人权条约、基本的国际法准则等来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