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元协调式改革思路与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问题，并不简单是一种知识层面的挑战，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对法律与制度改革提出的实践要求，是法学界对中国法治的长期性问题形成基本共识之后的合理选择。一方面，通过解读近年来的政治文献，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决策层非常希望获得一种法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局面（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法治建设）。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法学界在中国法治长期性问题的认识上基本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即鉴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实情况，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既然认定法治国家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如何把近期改革与远期改革协调起来，合理谋划安排，就是应该考虑的事情。
特别是，现阶段中国仍然面临着由不同条件或潜在诱发因素所构成的多种可能的趋势，每一种趋势又大致对应着不同的改革前景—既有成功的前景，也有受挫或失败的前景。其中，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趋势性变化或一些偶然的潜在诱发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把既有的或未来的法律改革引向不同的结果。
在此种背景下，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由于可以同时考虑时空或状态变量等多种因素，并由此构画出一个大概涵盖多种可能的未来趋势空间，最有可能贴近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情况与未来趋势，用以描述和分析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
按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整个图景包含众多层面的制度与社会元素。其中又可大致划分为两大层次的内容：一个层次是法律发展的趋势空间与可选择的目标系列（制度空间与制度目标），另一个层次是影响趋势空间与目标变化的社会因素（影响制度空间与制度目标的社会因素，其中又可划分为趋势性因素与偶发性因素）。在两者之间，后一层次的因素可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明确了上述两个层面的内容之后，确定两个层面之间的大致关系，可能更为重要。
比如，政治学中有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石，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其民主制的运作获得成功的机率会更高。那么，中国在什么时候有望成为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呢？人们可以通过来自不同方面的预测信息，粗略地判断中国政治民主时代全面来临的可能时机。
具体说，按国家统计局2005年确定的标准，预计到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 04％扩大到45％。 {6}这个统计背后的标准及预测结果受到不少置疑，类似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要稍谨慎一些。如美国麦肯锡公司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崛起，2025年将达5. 2亿人。{7}按陆学艺的分析，根据1999年的统计，中国的中产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15％，并以每年1％-1. 2％的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逾四亿人是中产阶级。{8}虽然上述各种分析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大致都认为，2020年前后，中国中产阶级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按陆学艺的“每年1％的速度增长”的动态速度推论，到2040年至2050年之间，中国中产阶级将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提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形成足够大的中产阶层的五条标准：城市化率是否达到七成以上；“白领”社会劳动力是否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恩格尔系数是否平均降到了0. 3以下；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并保持在0. 25至0. 30之间；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9}
按牛文元五个标准中的第一个标准看，据2009年有关部门的预测，中国将在未来30年中大致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即在2040年左右。{10}以牛文元提出的第四个标准，即基尼系数的标准看，依世界银行曾经做过的预测，中国在2020年以前，基尼系数会始终居于高位，此后会逐步滑落。由此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至少在2020年之前，一个全面民主化的中国可能不会来临呢？或是一个与全面民主化改革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尚不会形成？这也让人们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张炳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可资利用的经济政治力量主要用于营建自身……”。{11}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