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一元直线式的法律改革思路并不是一个完整，甚至是一个相对完整意义上的改革设计思路。因为，一个完整的改革设计，仅有改革的合理性论证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改革的可行性证。基于制度比较知识而形成的一元直线式的法律改革思路，在理论上自然地省略了许多因素，特别是一些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相关因素，如时间因素、秩序因素、文化因素、国际因素，甚至也省略了制度内部的制度执行能力等因素。因此，制度改革的可行性论证部分，在一元直线式改革思路中是被省略的或缺失的。
在学术研究中，省略本身并不是错误的，而是一种必然，在一定条件下还是一种可贵的优点。然而，内容有所省略的理论，其说明问题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它企图说明的问题大于它实际能说明的问题时，或是以简化了的逻辑关系代替复杂的事实关系时，错误就不可避免了。
一元直线式改革思路容易导致的一种直接实践后果是，忽视了制度变迁背后的社会因素，所形成的制度安排缺乏社会支持。比如，由于制度所期待的秩序的形成，必然受影响于一些制度背后的支持性因素或制约性因素，导致制度的形成时间大大快于其所期待的秩序形成时间，[7]中间会出现制度与秩序的不同程度的背离情况，使制度与秩序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制度与秩序的背离后果有多种，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二者之间的背离所导致的社会长期动荡。
上述实践后果的另一种表现（或另一个侧面）是，西方经验在中国可能无法产生同样的效果。在把西方特殊经验上升为一般前提，又转而成为衡量中国法律制度合理性的标准的思维过程中，经验性内容的展示过程被剪裁掉了，两种不同地域经验之间的可比性考量被简化了。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无经验内容的演绎式推理。问题是，西方经验在中国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呢？或者说，西方经验如何才能在中国有相同的效果呢？这种经验性的考查在规范法学中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简单说，西方经验在中国的有效性考查是缺失的。
马基雅弗利说过：“万事之中最难以掌握，处理起来风险最大，对其成败也最没有把握的事情，莫过于率先推广一种新秩序。”[8]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由激进变革所导致的社会长期动荡局面，这是由社会革命造成的。一般说来，改革不同于革命。革命多是基于利益完全对立，往往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地打破现有利益格局。改革则与此不同，是需要通过利益妥协与行动计算来避免大的社会矛盾，因而特别需要讲究可行性。一元直线式的改革设计缺乏可行性论证，从知识层面上说，这是其固有的知识缺陷。
当然，一元直线式法律改革思路的拥护者也许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一般比较看重制度变迁、特别是宪法性规则建立本身的重要性，如萨克斯、杨小凯等人。他们认为，宪法性秩序的快速变迁，虽然会引起短期的剧烈动荡，但其长期效应是好的，是值得期盼的。故改革应该从难开始，由难到易。{2}但是，人们是否能够接受此种改革安排，或是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接受此种安排，又在何种条件下会拒绝接受此种安排？这不是学者主观愿望能够回答的，需要深入具体研究。
二、二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
二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是在一元直线式思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主要是将影响制度绩效的某一关键性的非制度因素或制度绩效本身添加进来，进而在各自因素的趋势性变化中，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主要是非制度因素对制度因素的支持或制约关系。
因研究的具体制度不同，影响制度绩效的因素也不一样，可能有支持性因素，也有可能是制约性因素。比如，如果把犯罪率作为衡量法律秩序的重要指标，犯罪率与劳动就业之间就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劳动就业率低，有可能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反之也同样。再比如，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因素之间也存在某种正相关的联系，农村经济现代化程度越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也会相应提高，虽然这种关系不是完全等比例的。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出法律改革和法律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有多大，就可以将未来的相关政策目标设定在一个相对合理可行的区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