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以法律改革的合理性论证为前提，探讨从法律改革合理性论证向可行性论证的过渡问题。具体说，在文中的大多数场合将假定法律改革的宏观目标是给定的，即人们对中国法律改革的合理性论证并不存在分歧。在此前提下，通过添加并考察与法律改革宏观目标相关的非制度性因素，讨论不同因素对法律改革效果的影响问题。
过去三十年中实际存在（或显性存在或隐性存在）的三种法律改革思路，依法律改革思路所包含的元素多少以及倾向性政策主张的不同，可以大致把目前已存在的法律改革思路划分为一元直线式的改革思路、二元协调式的改革思路与多元协调式的改革思路。[4]
上述三种法律改革思路，尽管在实际政策主张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但在知识层面上不是一种相互矛盾或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基础性支持和递进扩展的关系。一元直线式的改革思路所包含的知识元素，以及其中的改革合理性论证构成了后两种改革思路的基础内容。后两种改革思路则是一元直线式改革思路在可行性方向上的扩展。当然，同时也可能构成对一元直线式改革思路的限制。在上述三种法律改革思路中，随着考虑元素的增加，法律改革思路的复杂性呈递增趋势，与实践操作的距离也有可能相对拉近。由于研究成本的增加与信息局限，学术研究层面的法律改革思路研究（相对于具体的政策研究或改革的实施方案研究），自然不是考察的元素越多越好，这要依所考虑的具体问题和研究条件而定。但就目前中国的法律改革现状和趋势看，特别是从中国法治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看，适度提倡和推进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问题研究，无论对于拓宽法学的研究方向，或是对于中国的法治实践，都已经显出了某种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一元直线式的法律改革思路
笔者所谓一元直线式的法律改革思路，虽然是一种带有比喻色彩的提法，却依然有其学理的背景。与之相对应的极端表现，是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制度决定论”或“制度一元论”的思维方式。
一元直线式法律改革思路的论证思路是：确定一个大前提：理想性的制度B合理；确定一个小前提：现实制度A不合理；结论是：应该从A到B。其中，制度B的合理性证明，其知识来源多是西方国家。现行制度A，多指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度现状。从制度A到制度B的结论，多关涉中国的法律改革。
在规范法学的改革图景中，一元直线式的法律改革思路，是一个被极端简化、刻意剪裁和高度抽象化的推理过程。正如前面所说的，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此种法律改革思路一般都源于西方国家近现代法治的特殊经验，是由经验型的归纳推理演变而来的。在规范法学中，法律概念或原理以经验归纳型推论的结果为开端，并以理论推论的方式展开，所以，“B是合理的”这一推论被当成了前提，成为了衡量其他国家（这里主要指中国）法律制度的标准，中国的法律制度成为被评价的对象。所以，就有了一元直线式的思维模式。
由上述情况还可以看出，所谓一元直线式的法律改革思路，其知识基础是制度层面的法学比较研究。制度层面的比较研究，是法学学科中运用广泛的研究方法。把制度层面的比较知识实际运用于制度改革的论证，能够为制度改革提供合理性论证。
一元直线式法律改革思路的主要特点是，主要以制度为考查对象，以寻求或论证制度改革的合理性为主要目标。本文所谓“一元”，是指限于“现实制度—理想制度”之间的演进路径，表现为从现实制度向理想制度的跨越。
由于一元线式法律改革思路，把制度层面的比较知识运用于制度改革的论证时，把关注焦点主要停留在制度层面的比较，相对省略了其它因素（主要是非制度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省略了时间变量的意义，就容易形成所谓一元直线式的法律改革思路。[5]因此，也可以说，在“一元”与“直线式”改革主张之间存在着某种倾向性的联系。[6]
首先应该肯定，一元直线式改革思路中所包含的知识元素对于论证法律改革的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有着无可替代的思想启蒙意义和制度设计意义。没有这样一种论证，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既无从启动，也无法确定制度改革的价值方向。所以，此种论证是法律改革决策的基础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