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策风险
虽然我国确立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思路，商务部也加强了关于本土企业“走出去”方面的工作力度，并且制定了一些相关的优惠措施。然而，目前我国现存的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海外并购的具体政策，数量还极为有限，且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海外并购的明确产业政策和产业指导规范，企业“走出去”普遍处于无序状态，海外目标企业的选择具有较大的随机性，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效率和效果。一旦有变，失去政策保护，企业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另外，出于防止资本外逃和监管困难等因素考虑，中国对海外投资采取了“逐级审批、限额管理”的审批制度和外汇管制制度，涉及不同行业的还要进行会审会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跨国并购的难度。
3)资金风险
跨国并购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限过多，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也不发达，有的甚至是自身泥菩萨难保。比如作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最大资金后盾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其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仍存在着外部政策和机制方面的制约和隐忧，这就严重削弱了其风险防范工作的系统性和权威性。而汇率风险可能是中国企业目前最大的商业性风险。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立马传递到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身上，使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子公司资产存量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内母公司账户上缩水。以中铝、中信泰富因汇率波动巨额亏损为例。[6]2007年，中铝并购澳大利亚昆州奥鲁昆铝土矿开发项目，总投资约29.2亿美元，澳元兑美元汇率当时一直在0.68左右，而2008年7月却一度攀升至0.9848，升值约40%。由于中铝外汇存款以美元为主，澳元升值使得该项目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而2008年7月之后，随着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澳元兑美元迅速贬至0.64，跌幅近40%，此前用澳元定购的设备遭受巨大贬值损失。
2006年3月，中信泰富以4.15亿美元收购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Sino-Iron和Balmoral Iron的全部股权，该项目总投资约为42亿美元。为了锁定美元开支的成本，用澳元、欧元从澳大利亚、欧洲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中信泰富签订了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日累计澳元远期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以及人民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四种杠杆式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与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合约规定，中信泰富可以行使的澳元兑美元汇率为0.87，即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0.87的汇率获得澳元。其他三项合约与之类似。而当澳元兑美元汇率低于0.87时，中信泰富也必须以0.87的高汇率水平，继续向其对家买入澳元，不能自动终止协议。而2008年7月之后，澳元兑美元迅速贬值，中信泰富只能不断地以高汇率接盘，造成巨额亏损。
在如此资金风险的情况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变得尤为重要。相对于企业“出海”并购，通过PE等基金形式参与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更高。相对而言，PE这类组织形式将更加具备战略眼光。今年上半年，单个交易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私募投资交易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1%；单笔交易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有27宗，交易总额同比增长73%。其中，八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交易由境内基金发起，但大额投资交易活动中外资基金尤其活跃。[7]相较于央企与大型国企，中小企业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需要更为迫切，私募股权基金的参与是中国中小民营企业扩张的重要因素。[8]
4)政治风险
各国法律对外资并购均有管制性规定，以防止垄断，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常常以“经济威胁”、“经济安全”为由进行政治干预和阻挠。
2009年上半年，中国铝业注资力拓遭到澳大利亚财政部和商务部等政治势力的阻挠而失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而失败；五矿收购诺兰达由于加拿大政府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华为收购马可尼遭遇英国保守势力的阻击而失败；中石油两次收购俄罗斯石油资源均由于俄罗斯政府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印度政府以安全为由搁置中兴增加在印子公司股本和进入印度电信设备批发市场的计划等等。这些失败的案例表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治风险，尤其是对于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相关行业的海外并购，如资源能源行业、传统优势行业、国家安全行业，通常会遭受到被并购国政府的政治干预和阻挠。[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