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明目张胆的侵占方式就是贪污。但是，贪污毕竟风险太大，更为谨慎而又精明的管理者更加偏好更为隐蔽且不那么危险的侵占方式，比如自我交易、篡夺公司机会、与公司竞争、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等等。如果管理者能自行决定自己的收入或对其决定施加重大影响，与公司就收入进行谈判的过程本身就有可能构成隐性的自我交易。
1.1.3 风险规避
管理者还可以通过降低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方式损害股东利益并增进自身利益。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风险规避”（risk evasion）。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商界，利润与风险高度相关。一般来说，管理者与股东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股东可以通过分散投资组合的方式降低风险，而管理者却不能。因此，股东往往是风险中性的，而管理者则往往是风险厌恶的。管理者与股东对风险的不同态度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利益矛盾。在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中，固位是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管理者厌恶风险的态度有可能激励其投资于风险较小、预期净值较低的项目上。这种态度还有可能激励其为固位而采取事前或事后的防御措施，以防范或者挫败敌意收购。
除了固位，晋升也是管理者效用函数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追求晋升有可能激励管理者盲目扩张经营规模，以制造更多的管理职位，[5]或者将公司变成多部门的混业经营企业，从而在制造更多管理职位的同时，通过分散经营范围降低公司风险。[6]如果公司在规模、范围方面的扩张显着增加组织成本，就有可能损害股东利益。与偷懒和侵占相比，风险规避的动机、性质和效果更为复杂。[7]
1.2 信息不对称
除了利益矛盾，股东与管理者之间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就是说，具有管理才能并负责公司日常管理的管理者通常比股东更了解外部环境及其自身的品质和努力程度。如果信息是对称的，管理者就很难通过损害股东利益增进自身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问题。设计得当的激励报酬机制能够迫使管理者承担相应的损失，亦即将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外部性”（externality）“内部化”（internalize）。然而，在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个自利的管理者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而使自身获益。
信息不对称问题既有可能在合同订立（包括修订）前，也有可能在其后出现。另一方面，不对称信息本身可能包含了无法观测的努力程度或品质以及外部环境。根据信息经济学，事前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分别属于“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无法观测的努力程度和品质、外部环境则分别属于“隐蔽行为”（hidden action）与“隐蔽信息”（hidden information）问题。上述两个维度相结合，就产生了三种主要的不对称信息问题：隐蔽信息的逆向选择问题、隐蔽信息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隐蔽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8]
1.2.1 隐蔽信息的逆向选择
在合同订立前，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身的品质以及外部环境。例如，在商谈职务、晋升或报酬问题时，现任或拟任的管理者比公司及其股东更了解自身的品质和/或外部环境。掌握私人信息的管理者能够以虚假陈述或隐瞒事实等方式诱使不掌握此类信息的股东接受有利于己而不利于彼的合同条款。[9]
1.2.2 隐蔽信息的道德风险
在合同订立后，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身的品质以及外部环境。例如，管理者比公司及其股东更了解某种产品的供求关系以及某个项目的风险情况。掌握私人信息的管理者有可能选择开发利润较低的产品或投资于风险较低的项目，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而使自己获益。[10]
1.2.3 隐蔽行为的道德风险
在合同订立后，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身的努力程度。例如，管理者比公司及其股东更了解自身的努力程度。掌握私人信息的管理者能够通过偷懒、浪费或侵占等方式，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而使自己获益。
二、股东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