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恐怖活动犯罪”的适用范围问题。《刑法修正案（三）》增设与修改的罪名共有9个，其中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3个罪名，修改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等6个罪名。能否以《刑法修正案（三）》所涉9罪作为“恐怖活动犯罪的特别累犯”适用范围呢？笔者认为，“恐怖活动犯罪”的适用范围不宜无限扩大，不能将带有“恐怖”特点的暴力性犯罪统统归入“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内。要准确界定“特别累犯”意义上的“恐怖活动犯罪”内涵与外延，最好以含有“恐怖”词语表述的罪名为限，这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可以限定于包括三个罪名：《刑法》第120条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第120条之一的资助恐怖活动罪和第291条之一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此外，如果认为“恐怖活动犯罪”的适用范围包含投放危险物质罪等9罪，那也会违反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的“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来看，“恐怖犯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为并列而非包含关系。
依据这三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按照“恐怖活动犯罪的特别累犯”的构罪要件，前罪与后罪均为“恐怖活动犯罪”而构成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特别累犯”，可以包括如下几种情形：（1）前罪与后罪均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2）前罪与后罪均为资助恐怖活动罪；（3）前罪与后罪均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4）前罪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与后罪为资助恐怖活动罪；（5）前罪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后罪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6）前罪为资助恐怖活动罪，后罪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7）前罪为资助恐怖活动罪，后罪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8）前罪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后罪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9）前罪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后罪为资助恐怖活动罪。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的理解适用问题
依照《刑法修正案（八）》对特别累犯修改后的条款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别累犯，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情形。罪名条件要求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必须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名。构成该犯罪特别累犯的时间条件与刑度条件同前所述两罪要求一致，在此不再详述。
早在多年前就有不少学者主张，应将《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纳人特殊累犯的范围。{10}笔者认为，这种要求增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的主张是完全可取的，并最终使得立法机关得以接受，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表明了立法机关的倾向性意见。主要理由分述如下：（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相比，单纯从类罪的同类客体来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公共秩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要轻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但是，从犯罪特点上来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是以个人行为对抗国家和政府，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则是以团体行为对抗整个社会，这种团体行为的社会危害力更大。“中国黑恶势力犯罪的暴力特征比较明显，往往集多种犯罪于一身，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称霸一方，毁坏社会治安稳定。”刑罚的目的主要在于预防犯罪，刑罚的裁量也必须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因此，增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别累犯制度，能更好地对犯罪分子的再犯条件进行限制，能更好地震慑犯罪分子和发挥刑罚的威慑力。{11}（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毒品犯罪相比，两类犯罪同归刑法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但在1997年《刑法》中，仅规定了毒品犯罪的特别累犯，即第356条“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加以规定，这实际上是低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黑社会犯罪组织作为反社会组织，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控制、垄断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另一方面与腐败的官员相勾结，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12}从司法实践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因此，从严厉打击涉黑犯罪的价值取向出发，应当增设与毒品特别累犯制度相似的涉黑特别累犯制度。{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