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英国内政部研究与统计局的跟踪调查，英国这部《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出台后，对于英国的沉默权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7年12月公布的首期调查结果表明，在警察询问期间行使沉默权的嫌疑人（包括完全沉默和对部分问题拒绝回答两种情况），较之于该法实施以前大为减少了；而与此相反的是，受到严重犯罪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较之于其他的被追诉者，行使沉默权的频率反而更高。这就是说，该法的通过，一方面使一般刑事犯罪的被追诉者由于惧怕受到“不适当的推断”而减少了沉默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于受到严重犯罪指控的被追诉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出于对这种限制的本能排斥，却较多的行使了沉默权。因此，1998年9月，英国为了更加有效地侦破和惩罚恐怖犯罪，又通过了《刑事审判＜恐怖与密谋＞法》，对于恐怖案件中的沉默权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限制。1998年，英国通过了《人权法》，该法把《欧洲人权公约》有关规定引入英国国内法，可以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引用。这样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将会面临着一次挑战；同时，尽管从总体上看，英国在限制沉默权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限制沉默权的规定并没有完全否定被告人所享有的沉默权，也绝非强迫被告人做出某一陈述或供述，而是要求他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负有一定的解释和说明的义务；被告人即使没有或者拒绝履行这些义务，法庭或者陪审团也不能以此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唯一根据。这是限制沉默权的性质。
3．其他国家对沉默权的限制。在爱尔兰，1922年《特别权利法》对于恐怖犯罪的嫌疑人的权利（包括沉默权）做了限制；1931年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定了在押嫌疑人在特定情形下的如实回答义务；为了落实宪法原则，1939年的《国事罪法》又做了相关规定。为了对付日趋严重的恐怖犯罪和毒品犯罪，1984年12月6日通过的爱尔兰《刑事审判法》，对沉默权规定进行了全面修改。该法规定：不论嫌疑人是否被逮捕，对其人身、衣服或其持有品上黏附的物品或痕迹，或者对其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地点，没有在警察询问过程中做出解释的，法院可以做出不利于他的结论；同时，凡无正当理由没有或拒绝向警察提供如何获得火药或弹药的信息，以犯罪论处，可判处罚金或监禁。这对英国限制沉默权的立法也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二战后受美国影响，日本在宪法中对沉默权予以了肯定，而且，战后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彻底的沉默权制度，废除了“审问被告人的程序”，将“质问被告人”置于证据调查结束之后。因而造成日本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的不便和不满。在警、检双方的要求下，1953年，日本对其194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2款得规定由“进行前项调查时，应预先告知嫌疑人，得拒绝供述之意旨”，修改为：“进行前项调查时，应预先告知嫌疑人，无必要违反自己意思而为供述之意旨”。对于审判阶段，该法291条2项规定：“审判长在起诉书宣读完毕后，应告知被告人得始终保持沉默，得对各项质问拒绝陈述，并告知其他在法院规则中所规定的旨在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必要事项，然后给予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被告案件的陈述机会”。
在法国，原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控告人初次出庭时，预审审判官应该查明他的身份，使他明确知道指控他的每一罪行，还要告知他有不供述的自由。这一告知应当记明于笔录”。[12]但是经1993年8月24日修订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在第一次讯问时，预审法官应查明被审查人的身份，公开告知他因之而受审查的每一事实，以及这些行为的法律性质。这些事实及其法律性质的告知应载入笔录”[12]。有关沉默权的规定有以前的绝对向着相对转化。
在加拿大，1993年修订的《证据法》第5条第1款规定：“证人不得以回答可能致罪……为由拒绝回答提问。”第2款又补充规定：“如果证人以可能致其有罪……为由拒绝回答问题，而且若非根据本法……该证人本应被免予回答提问，那么即使此人依据本法……被强迫回答，其回答亦不得在此后的任何形式审判或其他刑事程序中被使用或采纳为于其不利的证据，除非他被控在此作证中犯有伪证罪”。该证据法的“判例注释”也明确指出：“本条规定废除了普通法上的拒绝自证有罪的权利……”。[12]该规定婉转表达的实际意思是：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任何“证人”都不能以沉默权为由拒绝回答问题，至于回答是否能作证据使用，需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尽管其回答一般不能在审判中用作证据。显然，这一规定大有挑战沉默权制度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