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断言目前检察机关只能是纯粹的公诉机关，检察机关只能行使公诉权是不切实际的，忽视检察官的法律守护人身份，硬性定位为一方诉讼当事人既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情形，更不符合中国的情形。即使在传统职权较小的英美法系，检察机关的权力也在逐步延伸。这似乎与时下我国缩小检察机关职能范围的个别论调相去甚远。
四、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是否会使司法权威受到影响？
反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观点认为，法律监督者是“法官之上的法官”，由检察官行使法律监督权将影响司法的权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具有程序性和事后性的特点，法律监督并无实体处分权，仅仅是一种启动救济的机制，根本不会影响到司法机关的权威。法律监督并不存在“法官之上的法官”，或“法院之上还有一个监督者”。
从一般心理来说，公诉人提起的诉讼，如果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或许会利用其同时拥有的法律监督权提起抗诉，但是这一权限受到法律的诸多限制，首先，他的抗诉要得到其上级检察机关的认可—刑事诉讼法规定，抗诉案件不能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二审抗诉案件要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抗诉不妥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撤回；再审案件由其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其次，他的权限仅在于提起抗诉，其主张是否能够得到支持，最终还要取决于法院的判决。再次，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公安的复议复核请求权，都是对检察权的制约，这是检察权和审判权相互监督和制约的集中体现。检察官本身受到诸多制约，并非为具有绝对权威的法律监督者，也并非为“法官之上的法官”或“法官之上还有一个监督者”。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具有专门性、诉讼性、程序性、事后性和最低保障性等特征，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权力都是程序性权力，没有实体上的裁决权，因此根本不会对审判权的独立性及终局性产生所谓的“威胁甚至是破坏”。当然，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时，必须注意在保障法律监督效果的同时，维护法院判决稳定性、确定性和连续性，保证其终局性和既判力，防止抗诉权的滥用。为树立公众对司法的信心，对法官恣意或有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行为应着力进行抗诉直至对其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检察官重控诉轻保护的倾向，主要是思想观念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认识，完善必要的程序保障加以解决。{9}尽力纠正实践中抗轻判不抗重判、抗实体不抗程序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