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海洋法之间的潜在冲突
在智利-剑鱼案中，智利颁布剑鱼保护措施，通过拒绝颁发新的许可证，禁止无视最低保护标准的欧共体延绳钓船和工厂船只登陆其港口，以及为其提供服务。欧共体质疑智利的措施违反WTO规定的过境权利，而智利则要求欧共体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和执行公海捕鱼作业的保护措施。智利则以启动海洋法公约的争端解决程序并邀请欧共体到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为其对欧共体在WTO提出质疑的回应。在WTO，本案涉及的实体问题包括：在按照海洋法公约行动时，智利有从保护自然资源的GATT1994第20条的适用获得利益的权利；在海洋法公约，该问题可能包括作为一项保护计划的一部分，智利是否有权管制和限制剑鱼的准入。这两个程序都将审查海洋法公约是否有效地规定、授权或容许智利的措施，以及智利的措施是否符合海洋法公约，这是可能影响WTO专家组在其作出关于智利是否可受益于适用环境例外条款的裁决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46]本案不仅引起两个国际裁决机构的管辖权冲突，还涉及GATT1994与海洋法公约之间的冲突。
在智利-剑鱼案争端中，有可能根据WTO规则，智利的措施是不正当的，而根据海洋法公约，该措施又是合法的，这就出现了应以哪个条约的规则优先的问题，是WTO协定，还是海洋法公约？这个问题迄今没有明确答案。[47]显然，在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与WTO的规定之间存在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不同条约下的争端解决机构对同一事项的裁决可能相互抵触。
（五）小结
在全球治理的制度范围内，存在WTO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之间的“结合点”，如贸易和投资的促进，劳工标准和人权的提高，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日益增长。[48]这些不同的价值之间有时相互冲突，造成不一致和混乱，并由此引起规则冲突在不同功能和规范环境的国际法律制度之间发生。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可能性方面，WTO法与国际环境协定（尤其是多边环境协定）、人权法、劳工标准以及海洋法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这些领域）均存在程度不一的潜在冲突。至于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是否发生了真实的冲突，以及这类规则冲突是否影响了争端解决的结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四、WTO规则与非WTO规则之间避免冲突的有效路径
从目前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情况来看，除了在条约的缔结阶段尽可能避免制定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相冲突的规定以外，还有多种解决路径以避免规则冲突。其中有些在国际条约中有明确规定，如条约解释方法、冲突条款方法等；有些则只是一般法律原则，如特别法优先原则。这些方法各有其适用的条件、范围或者局限性。[49]囿于文章的篇幅，笔者主要从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的角度，探讨如何有效地避免WTO规则与非WTO规则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进一步加强与其他领域的国际协调，将有助于发挥WTO的最大功效。[50]
（一）推定为不冲突
按照英美的说法，解释是指确定合同、法规或条约中的用语的意义。[51]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解释条约的规定以避免冲突的做法，通常是国际公法所固有的。比如常设国际法院使用关于条约整体解释的方法，[52]也被后来的国际法院所遵循。[53]
协调一致的解释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第31 (3) (c）条所表达的“体系整合（systemic integration)”的一个方式。[54]该条处理与条约解释有关的条约以外重要渊源的情况，它规定了一个维也纳公约框架内的方法，旨在通过条约解释促进条约义务的“一致性”。因此，按照维也纳公约第30条的上下文，在国际法中把有关的条约义务推定为不冲突，而解释被解释的条约和其他有关国际法规则，可以避免规则冲突。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国家应被推定为善意履行其条约义务。善意（good faith）原则意味着，各国被推定善意地谈判其所有的条约，也意味着考虑到所有其他国际法律义务，比如国际习惯、条约义务和一般法律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义务是累积的，因此，应一并解释。在此背景下，解释WTO协定和任何其他条约，都应考虑到相同当事国之间其他有关的、可适用的规则，以期避免与适用于相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其他有关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不仅是同一条约中的不同规则，对不同条约的善意解释，意味着各国对所有条约的谈判，都被推定为已考虑到它们的其他国际义务。[55]
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WTO的规定或义务时，试图采用一种国际法推定为不冲突的方法避免冲突。[56]这一假设不仅适用于不同的WTO协定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TRIPS协定》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之间的关系，即WTO法之外的条约。[57]虽然在《TRIPS协定》中提到《伯尔尼公约》，但是WCT与《TRIPS协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在解释《TRIPS协定》时，专家组也在WCT中寻求上下文的指导。[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