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权力的研究不停留于抽象的层面，福柯还深入分析近代社会中各种权力运作的模式及其策略。对于权术策略游戏的分析批判，是福柯真理游戏整个批判战略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个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容。如同他自己所说：“当我研究权力的机制，我试图研究的，是它们的特殊性；……我所力求掌握的，是权力的实际实施机制（je m''attache à saisir des mécanismes d''exercise effectif de pouvoir）”（Foucault, 1994: IV, 92-92）。
值得指出的是：福柯的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他的权力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他从1976年起，一方面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以《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为题，在权力问题上，集中探讨三大论题：（甲）’惩戒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通过像监狱那样的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制裁和全方位环形敞视监督系统（système panoptique）等）；（乙）生命权力（bio-pouvoir）（通过对于人口、生命和活人的管理控制）；（丙）政府统管术（gouvernementalité）（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装置和技术）。另一方面，褔柯开始着手撰写他的《性史》三卷本，打算以’性的论述‘为主轴，深入探讨紧密围绕权力运作而旋转、并始终控制着西方人的’主体化‘过程。
为了深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模式，福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社会史上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情况。他发现，由于基督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中世纪时期，西方人建构了’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不但用之于其本土范围内，而且也运用于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统治（Foucault, M. 1994: III, 548-549）。这种’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具有非常典型的性质，是进一步研究权力运作逻辑的最好出发点，也是深入揭示基督教性质的关键。
基督教权力运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将其统治的重点，从单纯的占有领土而转向控制’羊群‘（即被统治者、被殖民者）；’教士‘（统治者），既是’羊群‘的导引者、教导者、管教者，又是惩罚者、持鞭者、规训者，既是最高权威，又是’救世主‘、’施恩者‘。这种基督教模式，显然把统治和规训的重点放在羊群中的每个个体，试图使其统治渗透到每一个被统治者身上（Ibid. : 560-564）。
同时，福柯还注意到：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还呈现以下重要特征。第一，其目的是保障将每个人从’另一个世界‘中’拯救‘（salut）出来。第二，它不只是发出命令和指令，而且，它还时刻准备为它所统治和引导的人们的生命和获得拯救而做出牺牲。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封建主权式的政权，因为后者只是要求它的被统治者做出牺牲，特别为保卫王权而牺牲。第三，它不只是关心被统治的共同体的命运，而且还特别关心其中的个人，对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负责，关怀他们的每时每刻。第四，它的统治方式是以了解和掌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一切思想活动为基础﹔它特别重视对每个被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变化及其动向，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被统治的个人，能够心甘情愿地坦率说出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所以，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很重视对被统治者的意识及其思想的控制，善于关怀他们的精神生活，并设计出一整套适合的方法和技巧，以便正确有效地引导被统治者。由此可见，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是拯救式、奉献式和个人自律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它延伸到被统治者的生活和生命历程中，也直接连贯到真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特别是联系到被统治者个人自身的真理性的问题（Foucault, 1994: IV, 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