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革除旧律中的重刑以维护大清国际地位。沈家本在《奏进呈刑律草案摺》中认为：“方今各国政治日跻于大同，如保和会、红十字会、监狱协会等俱以万国之名组织成之，近年我国亦有遣使入会之举。传闻此次海牙之会以我国法律不同之故，抑居三等，敦减色，大体攸关，此鉴于国际不能不改者也。”[6]也就是说，由于当时清廷法律不仁，与西国刑律相比显然过重，故而国际社会以此为由贬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要重获清廷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就必然要使大清法律与西国法律相同，而这无疑应革除旧律中的重刑规定，使刑罚趋于轻缓。
3、革除旧律中的重刑以解决教案的公平审理问题。沈家本在《奏进呈刑律草案摺》说：“景教流行，始于唐代，有大秦、摩尼、袄神之别，言西教者，喜为依托，自前明以至国初，利玛窦、熊三拔之流，藉其数学传教中国，虽信者众，而其与现在情形迥异。教案为祸尤烈至今而极，神甫、牧师势等督抚，入教愚贱气凌长官，凡遇民教讼案，地方官暗于交涉，绌于因应，审判既失其平，民教之相仇益亟。盖海禁以来，律轻重失宜，有以酿之，此又惩于教案不能不改者也。”[7]此段话痛陈教案用法不平之害，究其原因完全在于“律轻重不适宜”，故要重挫牧师、神甫的嚣张气焰，在教案审理中适用大清法律，势必删除重律，使大清法律与西国一致。
二、沈家本关于革除重法的思想渊源
在修律中，正是因为沈家本在轻刑化上的有力推动，才开启了中国刑罚轻缓化之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革除重法的做法受到礼教派“一味模仿西法”的抨击。那么沈家本刑罚轻缓之主张是否全然源自西法或西学？
实际上，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渊源有三个方面：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
首先，受法家思想的影响，沈家本强调法的作用，特别推崇法家的《管子》，并以“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来论证“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在刑法方面，沈家本认为“刑法乃惩戒之具”，即使唐虞盛世也“未能废刑而不用”。
其次，沈家本虽然重视刑法的作用，但也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先王之道在德教而不在刑政”，“刑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在仁政思想的影响下，沈家本特别反对刑法苛严残酷。他对汉初和盛唐轻刑的仁政做法大为赞赏，他说：“汉初除秦苛法，秦人喜悦，……惠帝除挟书律，除三族罪妖言令，孝文帝收孥相坐律，除诽谤妖言法，除秘祝，而除肉刑一事尤为古今刑法之一大关键，孝景之世亦务在宽，故其时禁纲疏阔、刑罚大省，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此为汉法最平恕之时。”[8]“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三十九人，刑轻而犯者少，何其盛也，”“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9]相反，他对辽的重刑法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辽起朔方，以用武立国。太祖之世，刑多酷惨，穆宗性尤好杀，天祚荒暴，遂至于亡。与唐代相考镜，其仁与暴何适相反也。……后之监古者，当如唐之仁，毋若辽之暴，斯可矣。”[10]正是基于儒家仁政思想，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主张：“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者，亦莫不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