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事件背后也隐含着“治乱世用重典”的法律意识，如果大到提包流氓、扫除黑金，小到孩子丢个网球，通通都要诉诸国家法律，大铡伺候，法律本身便会有工具化、疏离化的危险。法律本来要济弱扶倾，如果法律被知法者或执法者加以操控的话，法律本身反而成为违法的乱源，成为强者贯彻己志的工具。
国法有时而穷，国中生轻微的偏差，由师长、家长劝诫即已足够，当家有家法、校有校规的时候，国法实在不应该跨过家门与校门，轻易地越俎代庖，法谚有云：“法不入家门”此之谓也。当我们的社会愈来愈民主化、法治化的时候，国家法律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避免过度入侵青少年各个生活的领域，避免把一切青少年的“偏差行为”都看成“犯罪行为”的做法，尽量贯彻青少年事情的除罪化，因为很多青少年的偏差与犯罪行为，最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他们之所以违法，常常都是因为社会将之定义为违法所致，其偏差行为常常病因在家庭社区与社会之上，仅仅惩罚偏差者而不改变其环境，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之道。
六、 台湾法律与文化价值变迁
最后，我们要谈谈台湾法律与文化价值变迁的问题。由于台湾社会是一个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各种文化价值的崩解和创新，都以相当快速的速度在进行着，某个意义来说，台湾社会具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既多元且并存的现象。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价值下的个人，很可能自主性增加了，但在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同的价值选择过程中，也常常容易陷入一种迷惘的情境。
台湾法律、身体与两性伦理：以璩美凤事件为例
面对这样的问题，国家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及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究竟能在下述的法律问题之上，发挥多少的作用：个人隐私、妨碍秘密、高科技犯罪、通奸除罪化、知的权利与新闻自由的界线等等。一旦所有这些法律问题纷纷纠结在一起，个人隐私权的扩张，高科技迅速发展，还有两性婚外情的频率不断增加，以及新闻媒体技术与深度持续加强的话，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法律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所谓“落后立法”的状况：法律的修改与制定，赶不上当前台湾社会文化价值变迁的速度。
璩美凤事件，如果要以法律的问题加以处理，某种程度就会突显出来我们现行法律的有限与不足。当我们社会以及有关身体、性以及两性关系的文化发展不断朝前迈进的时候，加上新兴的信息科技与摄影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一旦璩美凤的私生活，被针孔摄影机偷录下来以后，透过计算机信息与CD片传递，璩小姐的后台行为与个人私生活，便迅速地暴露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人们很容易从容地在家中，透过现代的科技去偷窥别人的私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法律只能处理是否蓄意偷录、妨碍秘密、侵犯个人隐私，是否故意传播、贩卖别人的私生活的内容。此外，就是所谓「通奸除罪化」的问题，在该事件中某位男士的妻子有权对璩小姐提出通奸的法律诉讼，因为她破坏了家庭伦理。
换个角度来看，璩小姐其实是一个与法律相关的文化价值的“创新者”：璩小姐在个人的私生活被曝光之后，又重新站在社会大众的面前，将自己的私生活内容作为电视采访与出书的对象，在新加坡登台，再度成为众人镁光灯的焦点。在此意义下，她的确是一个与身体、两性伦理相关的文化价值的创新者，一方面有其重新站起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其明显的功利性格与市场规律，整个新闻事件还在发展中期中牵涉到犯罪、两性关系、婚姻问题、女性角色、隐私问题、色情问题、道德伦理问题，牵涉到的法律层面也相当复杂，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案例，我们民法、刑法，以及世俗中人对好女人、坏女人的分类标准，都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与改变。
一旦碰到璩美凤这样的文化创新者，法律捉襟见肘的情形就会暴露无遗。后现代的社会里，身体、文化、商品与经济，这些本来属于不同社会领域的东西，是有可能混在一起的：当一个人身穿名牌服饰、手开名牌轿车，同样也在社会声望上是有名的公众人物，如果她本身的身体，也合乎现代人审美的标准，成为被欣赏的对象，那么其身体本身，同样具有名牌的意义。如果衣服、汽车、鞋子这些物品，一方面是经济的产物，二方面又是文化的象征，是众人追求的目标，那么当服饰与汽车，可以从事商业化的活动，带来经济利益与现实基础的时候，那么身体本身，其实也可以扮演同样的功能。在这样的新的文化浪潮里，当女性强调她的身体的优越性的时候，而且采取比较积极主动的态度时，便是身体去标签化、除罪化的开始，它除了可以吸引异性之外，如果将它发展成经济上的用途或功利式的利用，以牟取现实的利益，基本上是无可厚非的。这种情形有如将后台行为前台化，就像现代年轻人流行的所谓内衣外穿的现象一般。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法律如果还坚守在比较保守的、前现代或现代的意识型态基础之上，过度强化一些旧有的伦理道德价值，则会碰到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鸿沟。
进而言之，与“通奸除罪化”相关的便是《民法》一夫一妻制里的本质化的立场。后现代的法学，基本上就挑战这种过度把一夫一妻制本质化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强调一夫一妻制的时候，同时也复制了男性主导的社会建构：不管是透过《民法》、《婚姻法》或其它管束通奸婚外情的规则，背后所显露出来的立场，甚至再建构的都是男权宰制的思想。他们强调通奸通常被称为偷取他人妻子的罪刑，女性情欲的主体从不存在，被化约成男性的资产。一般来讲，在华人社会中截至目前为止，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以至于有钱财与社交活动而涉及婚外情的大多是男性。主流社会中又比较容易原谅男子有外遇的情形，而一旦女性有外遇则遭受较大的谴责，常常以“狐狸精”等类似的标签加以妖魔化。在这种讨论之下，将婚外情看成是父权社会下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虽然对女方采取一定的同情的立场，但却同时重新塑造既有二元对立的性别观：把男性当成是主轴、是中心，有玩弄感情与容易受诱惑的倾向；把女性当成是边缘、是附庸，既缺乏理智又容易受伤害。因此女性的身体主体，是没有被认真对待的，如此一来，就会倾向把一夫一妻的婚姻本质化，成为人类情欲关系的唯一标准，将它神圣化，使一夫一妻制之外的情感组合，成为破坏美满婚姻的代罪羔羊（赵文宗，2002）。
在这种情形下，“通奸除罪化”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既然两性的情感关系产生改变，两性所共同组成的家庭也跟着改变，随之而来的，在有关家庭夫妻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如《民法》亲属篇等的相关规定，还有《刑法》通奸罪（目前仅剩台湾与南韩等有此法条）等的相关规定，都必须作进一步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社会价值的败坏或崩落，我们毋宁应该采取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立场，平常心来看待这种事件的演变，毕竟未来相关问题的发展还会层出不穷，国家法律也必须作适当的调整。只有关心社会文化脉动的台湾法律，才能与时俱进，跨过人为的鸿沟，继续发挥维护社会秩序、进而济弱扶倾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