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便是所谓的“司法社会学”，司法机构是实际执法最直接相关的机构，他们是所谓的法律的提供者（law supporter），应用法律来排难解纷，判定是非对错，进而规范社会生活的机构。因此，司法机构是否拥有充份的正当性，是否公正客观，是否为人民所信赖，是否能发挥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制定法能否被社会生活所吸纳接受，还有法治社会能否真正确立的问题。当司法机构的法官根据制定的法条，应用到每个具体个案判决的时候，他就跟涉案的当事人进行了法律上的互动，法官扮演法律提供者的角色，民众则扮演法律接受者（law comsumer）的角色，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否良好，关系到法治社会能否真正落实。因此，有关司法机构的社会学经验研究，攸关法治社会的良窳，世界各国无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虽然还在起步当中，但是多年来也累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林端，2000）。
到底台湾社会的民众相不相信司法？民众对于法官、检察官以及警察等司法相关人员，究竟观感如何？始终是一个我们相当关注的课题。“司法社会学” 的研究是“司法神话”的终结者，透过司法社会学的研究，我们不但会理解到司法诉讼的有限性，而且也会认识到它不一定是社会中排难解纷、冲突解决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相反的，在诸多冲突解决的策略当中，由私了到私下的调解，到调解会调解，再到仲裁、法院调解，最后到法官审判，往往法官的审判并不是最重要的手段。更何况审判与法院诉讼既费时又费钱，往往官司终了之时，也是社会关系决裂之日。相形之下，其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相当昂贵。因此，到底台湾社会的民众愿不愿意上法庭诉讼，会不会透过法庭来解决纠纷与冲突，就充满了变量，尤其我们司法制度是由西方社会继受来的，它能否完全真正落实在台湾社会之上，一直到今天，始终还是一个值得长期关心的重要课题。
根据1991年“台湾地区社会意向调查”的研究成果（叶俊荣，1992：183-189；223-226），有关“民众的法律态度”部分，其中显示问到人们对于社会上哪一种人最信任时，负责司法审判的法官信赖度只有9.7％，对政府官员的信赖度只有4.4％，对律师的信赖度只有2.6％，远低于医师的18.2％与教授的15.4％，还有宗教界人士的13.9％。而在最不信任的人里面，对法官最不信任的有4.4％，对律师的最不信任则有 3.7％，远高于教授的1.6％与医师的1.0％。由这样简单的调查百分比来看，教授、医生与宗教人士远比法官与律师受到尊敬与信任，国家法律与司法机构这种正式的社会控制及其成员，不被民众所信任，相反的，在精神上、道德上或知识上居领导地位的教授、宗教人士与医师其所代表的是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反而受到人民较高的信任。在执法人员里面，问到到底信任那一种人，回答都不信任，占30.7％，不知道的占36％，两者相加正好是三分之二，而信任法官的有 14.2％，调查局人员7.6％，检察官6.9％，警察4.3％，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司法机构的执法人员，信赖度都偏低。
在另外一篇研究里，根据1994年“台湾地区社会意向调查”的研究成果，民众在解决人际关系上面的法律纠纷时，到底是会透过法律这种正式的社会控制来排难解纷，还是透过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如自认倒霉，自行解决或透过他人调解的方式。这里提出来的都是一些如兄弟争产、互助会倒会、买到的瑕疵商品、车子互撞、配偶外遇、老板苛刻、老师体罚、餐厅吃坏肚子，面对这些事情大部份人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或自认倒霉，在这些跟法律相关的人际纠纷，人们倾向于用这种非正式的解决方式，连找人调解的比例也不是太高（关秉寅，1999）。
根据苏永钦（1998：16-25）在1985年与1995年两年的实证研究，1985年对法官有67.7％的正面印象，到1995年却只剩下 33.4％，对律师来说1985年也是57.3％，1995年则降为35％，而问到“如果涉及刑案，你是否会相信法院的裁判是公正的吗？”时，1985 年台北市相信的人有19.4％，台北县则为22.5％，1995年以全台湾为调查对象时，则降为7.2％。在问到“法律制度是否对富人与权贵较有利？” 时，1985年台北市相信的人有41％，台北县的有49％，十年后全台调查的结果，居然攀升到78％，可见民众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的确相当缺乏信心，法院如果一直给人是为金权而服务的印象，如何真正成为济弱扶倾的“人民的法院”呢？难怪历年来民间与官方的司法改革运动，“如何提升台湾司法公信力”一直是当务之急，法庭审判活动成为大家极力推动改革的对象（澄社/民间司改会，2000， 2000a，2000b）。
1998年，司法院为了推动司法改革，指定板桥地方法院进行司法满意度的调查。他们针对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分别以问卷访问民众（包括诉讼当事人、被告、代理人、辩护人以及到法院洽公或请求服务的民众等等），其结果对民事案件的满意度，有77.75%，对刑事案件则有66.94％，但在回收率上，民事占16.13％，刑事占13.82％（台湾板桥地方法院，1998）。这个官方进行的司法满意度的调查，显然与民间的调查有相当大的程度的落差，究其原因，除了有可能是司法改革的影响外，其细部的关键所在，有待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探讨。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朝野的司法改革运动，应该会对法庭活动的公正性与公开性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否因此会促使台湾社会司法公信力的实际提升，仍在未定之天。
除了前述统计资料的分析之外，有关司法公信力不彰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实际案例中，看出一些端倪来。
挟持游览车案：现代包青天与现代七侠五义？
2001年6月端午节前后，在苗栗有一对朱姓夫妇，因为抗议司法与行政不公（儿子被人殴打致死，检警讯问的问题、土地水电纠纷、警察与地政人员行政处理问题），他们使用非常手段，挟持游览车司机与乘客，要求面见法务部陈定南部长，当面提出陈情，一时之间剑拔弩张，全国都陷在他们的震撼之下。
以法律社会学来看，此一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是法律与司法的信任危机，国家法律的公信力，面对升斗小民的公开挑战，如果没有适当的处理与缓解，如此的法外“自力救济”的手段还可能层出不穷。
陈定南部长上任以来，打击犯罪不余遗力，被人称为“陈青天”，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为新政府阁员之冠，这对夫妇有冤无处诉，找上“陈青天”下跪陈情，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当原有的司法与行政的公信力低落的时候，人民对于国家法律系统无法建立现代法治社会应有的“系统信任”（信任国家客观的法律系统足以排难解纷与维护正义），人民只好转而诉诸中国传统社会的“包青天式的父母官”」，期待透过“陈青天”个人的明察秋毫，能够一举地洗刷冤屈，打破司法官僚体系的窠臼，还百姓一个公道。这种法律意识是传统式的，诉诸“个人信任”与当代从西方继受来的法治社会，仰赖形式理性化的专家法律系统，诉求「系统信任」，两者正好是背道而驰。当我们正常的司法与行政程序，因为种种原因（官僚化、黑洞化、疏离化等等），而无法保障升斗小民在纠纷争讼的过程中，维护其个人权利之时，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期待“陈青天”能够开恩，给予实质上的正义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