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着一场思想的“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代表作则是他的《明夷待访录》。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相一致的是，在黄宗羲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对“公意”的推崇，对“权力”合法性的追问以及对“权利”的渴求。在《原君》、《原臣》、《原法》篇中，黄宗羲对历史重新解读，提出了君、臣、法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在黄宗羲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原君》，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论‘君’的原义”。黄宗羲从“君”的起源和职责说起，认为君的职责原本起于并不高尚的人情。因人情“各自私”、“各自利”，致使“公利不兴”、“公害不除”，故而设君主，以统帅众人“兴公利，除公害”。从君之起源来看，“君”并非是天下之“主”，恰恰相反，君的职责是为天下人服务。上古的君主，辛劳较众人多千百倍而不能享其利，所以尽管天下人视君主如父母，仍无人愿意为君。黄宗羲认为，这就是上古之时许由、务光让位，尧、舜禅让的原因。由此可见，黄宗羲对君的认识集墨、法、儒三家之思想。其用墨、法的思想解释了君的起源，即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法家所谓人之情“好利恶害”；用儒家的思想作为“君”的标准，即能以身作则，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者。所以，黄宗羲所言的“君”，必由大公无私、能为天下人谋利的贤者为之。这也正是儒家的为君之道，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民本思想的发扬。在阐述了君之起源与职责后，黄宗羲又言君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将君分为“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三代以上的君，如尧舜禹虽也不免好逸恶劳，但一旦为君，则“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三代以下之君主却反古道而行：“将天下之利归诸己”，“天下之害归诸人”，反客为主，以天下之力奉一人之私。君与天下的关系因而倒置。君一反起源时的初衷，成为天下之“主”。如此，君主虽被天下人视为寇仇，但因其利之巨大，人皆争之。为夺君主之位、享君主之利，天下人不惜干戈相向，妻离子散，骨肉相残。原以“兴公利，除公害”为己任之君主一变而为天下公敌。此时之君颠倒了君与天下人原本应有之关系，早已不是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所言之“仁君”，三代以上的君为天下公意而立，故而合法；三代以下的君为私利而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对“君”历史演变的阐述，黄宗羲对现实中君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对天下人应有的权利也提出了诉求：“有生之处，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
《原臣》，则从“臣”之道说起。黄宗羲从批判传统的君臣关系开始正“臣”之职责。提出了臣的职责究竟是为天下还是为君一人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黄宗羲对设“臣”之位初衷的解释是：“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但是，三代以后，为天下而出仕的臣，不以万民利益为重，而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从为天下变成为一人，臣成为君主的仆妾。黄宗羲认为这才是所谓的“臣不臣”。黄宗羲还坚决反对将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认为君臣是“名异而实同”的平等关系，因为君臣同为“天下”而设，服务于天下是君臣的共同职责，君臣的关系可以比作“师友”，不可视为“父子”。
《原法》篇中的“法”，可以解释为“合理的制度”。黄宗羲开篇则言“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这是因为三代以上的制度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其制度是合理的制度，这种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的制度方可称之为“法”。三代以后，被统治者称为“法”的制度，维护的是一家一姓的利益，是君主一人之“私”，法已经失去了正当性。这就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如果一定要将三代以下的制度称之为“法”，黄宗羲进一步辨正道：“未尝为一己而立”的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为帝王一家一姓利益而立的法则为“一家之法”。天下之法的特点是“法愈疏而乱愈不作”，又可称为“无法之法”；一家之法的特点则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又可以称为“非法之法”。真正体现天下人利益的法，也就是古圣王的法，在黄宗羲看来，至秦朝时一变，至元时又一变，经历这两次大的劫难，法的正当性，即古圣王恻隐爱人之心已经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