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可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在30年的法治实践中，“法”居于突出地位；“十六字方针”中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都在强调“法”；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已经成为法治实践的中心，因此法治实践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法律及其运用领域——这样已经与前文述及的拉兹的法治理论实现了对接。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过多地囿于法学专业立场，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实施也很难说已经居于中心地位。已有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证明，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实际履行的主要功能也不是法律的实施，而是为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实现全国法官的组织化、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化，等等。[16]因此，如果放宽我们的视界，从政治和社会的层面来分析，尤其是着眼于“行为-过程”的研究范式，[17]那么我们高能看到30年法治实践的重心仍在于“治”而不在于“法”。
进而言之，一方面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主政者也在强调“以德治国”，[18]在强调通过法律、道德等多种手段实现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当前，对于“法律人共同体”来说，在法治实践中也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意味着，法律绝不是唯一的偶像。另一方面，30年来的法治实践进程也明显呈现出“治先于法”的特征。譬如，长期以来对于调解结案率的强调。又如，近期把“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廉洁公正执法”确定为政法工作三项重点的实质就是要通过这三项重点工作实现“社会之治”和“政治之治”的目标。因此，无论是从目标来看还是从过程来看，都表明了当下的法治实践对于“治”的追求高于、优于、先于、重于对于“法”的追求。这样的现象及其体现出来的规律，正好说明了中国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以“治”为中心，“法”是服务于“治”的。
较之于以“治”为价值目标的中国法治模式，英美国家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可以归结为“法”（权利）。[19]这里的“法”，不能解释成为中国语境下的“律”、“刑”或“法律”的同义词；这里的“法”应当还原成“just”，其核心含义是权利。换言之，英美国家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就是权利，就是把法律确认、保护的权利变成现实。这既是一个应然层面上的目标，同时也是对实践中的英美国家法治模式进行的总结和概括。
四、“综治”：中国法治模式依赖的路径方法
如果说中国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可以归结为“治”，那么实现这个价值目标的路径方法则可以归结为“综治”（综合治理）。这里的“综治”既是实现“治”的路径或机制，也是保障“治”的手段和方法。在30年法治实践中逐渐生长出来的“综治”一词，可以高度概括中国法治模式在路径、机制、方法、手段层面上的特质。
从历史经验来看，“综治”的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先秦时代独步天下的法家虽然举出了“以法治国”的旗帜，但最终却走向了强调“法治”、“势治”、“术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之路。一部《韩非子》，就是对这种“综合治理”的理论阐释。在法家之外，自汉代以后，就整体性的历史进程来看，则呈现出礼治、德治、法治甚至还有“无为而治”等多种“治道”或“治术”的相互交汇、综合运用。通过法律的治理与通过道德教化、纲常礼仪的治理并行不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综治”局面。所谓“德主刑辅”、“出礼入刑”，都是传统中国普遍采取的、且行之有效的“综治”模式。
“治”对于“综治”的路径依赖既见于传统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政治法律实践，也见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法治模式。概而言之，当代中国法治模式中的“综治”主要是指：为了实现“治”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法院，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不能仅仅依靠判决；只要有助于实现“治”的目标，法院之外的其他机构、法律之外的其他规则、判决之外的其他方法都可以运用，而且还要有意识地、积极地“综合运用”，让各种机构、各种规则、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治”的目标。“综治”作为中国法治模式所依赖的制度路径，其具体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