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复杂的是，倘若行为人此前先后犯有数次罪行，而其中至少一次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且数次罪行均已受到刑罚处罚，则应当如何协调先前数次罪行与此后再犯《刑法》分则第6章第7节规定之罪的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关系？如唐某曾犯贩卖毒品罪于2003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003年12月刑满释放后，又于2005年11月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2006年5月刑满释放，2009年9月，唐某再度实施贩卖毒品犯罪时被当场抓获。关于本案如何认定量刑情节，实践中产生了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唐某分别构成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并且针对两次不同的犯罪，涉及两个不同的罪名，均应当作为法定从重情节予以评价，即同时适用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条款；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唐某分别构成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但前者是分则规定的特别法条，后者是总则规定的普通法条，根据特殊法条优先的适用原则，仅认定毒品再犯；第三种意见认为，唐某首次实施的贩卖毒品罪，已经作为一般累犯，在其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刑罚之时作了评价，故对于唐某再度实施的贩卖毒品罪来说，只能与故意伤害罪之间构成一般累犯，而不能在两次贩卖毒品罪之间予以重复评价。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司法机关往往仍然倾向于适用《南宁会议纪要》或者《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即认定为毒品再犯或者同时引用一般累犯条款从重处罚。但问题在于，此类现象是否属于《南宁会议纪要》、《大连会议纪要》所规制的同时构成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的情形？能否适用同种标准处断？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由此可见，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的适用关系，不仅仅在刑法理论上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更是司法实践中亟待统一认识、明确标准的问题。当然，这种认识的统一、标准的明确，必须符合刑法条文的规定，具有刑法理论的支持，尤其要避免“重政策因素、轻规范评价”的倾向，在相关刑法条文尚未修订和调整的情况下，因打击需要、形势所迫而朝令夕改，随意改变适用标准，致使一般公众难以维系刑法适用原则和行为评价规则的思维定式，难以预测自身行为后果并保障个人行动自由，进而从根本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
二、毒品特别再犯与一般累犯条款之竞合问题分析
关于《刑法》第356条毒品再犯的性质定位，我国刑法学界尚存“特别再犯说”与“特别累犯说”的理论之争，但“特别再犯说”基本处于通说地位，特别是为司法实务界所采纳。[6]其理论根据在于：一是从条款内容看，《刑法》第356条与第66条关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特殊累犯之规定存在诸多不同，如第66条要求前罪与后罪的范围一致，而第356条的前罪范围仅限于五项特定罪名，第66条的时间起点与第65条第1款一般累犯相一致，均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而第356条则是在因前罪被判刑之后；二是从刑法体系看，《刑法》总则中已专门规定了累犯制度，包括一般累犯与特殊累犯，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故立法者不可能将其他特别累犯条款散落在分则之中；三是《刑法》第356条“从重处罚”与第66条“以累犯论处”在用语上存在明显差别，体现了立法者对于两者区别看待的意图。[7]基于毒品再犯本质上属于再犯特殊形式的先决条件，有必要从再犯与一般累犯的概念及其关联性人手，进一步认识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之间的逻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