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
叶金强
【摘要】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
22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广泛适用于各种“人身权益”被侵害的情形，不受个案归责基础的影响，但设有轻微损害排除规则。人身伤害导致受害人死亡或其他严重损害的场合下，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就因此所遭受的精神损害请求物质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需综合考量与损害事实、责任基础、金钱评价等相关的所有因素，并参考既往类似案件之判决。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近亲属抚慰金请求权；抚慰金数额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侵权责任法》首次在立法层面使用“精神损害赔偿”之表达，[1]通过其第22条的规定，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意义重大。在此之前，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姓名、名誉等权利被侵害的，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解释论上认为其中包括精神损失。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司法解释中不断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2001年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更是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已经生效实施，现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解释论上，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作怎样的展开？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度何在？对此，以往的立法、司法及学说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但是，新法的规定为解释论设定了新的起点，其背后的立法思想以及面向社会生活的具体化方向，均是新的解释论课题。为此，本文拟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主线，经由请求权范围与限度的讨论，来勾勒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架构，具体探讨的问题是：请求权发生的条件、适用领域，请求数额确定的价值与技术，请求权的主体范围等。借鉴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理论，结合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尝试构建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条件
在何种情况下，可发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涉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领域及其发生条件。比较法上，法国法对适用领域未设一般性的限制，其《民法典》中的一般条款，保留了宽广的解释可能性。日本法则是正面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普遍性，根据其《民法典》第709条、710条的规定，抚慰金的覆盖范围包括：人格利益、身份利益以及财产权因受到不法侵害时产生的精神损害。[2]而德国法却是一直坚持限制的法政策，即使2002年损害赔偿法的修订，也仍然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于法律规定的法益侵害类型；但修法后，合同和危险责任领域也可以请求非财产损害的金钱赔偿了。[3]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的规定，仅身体、健康、自由以及性自主受到侵害的，可请求非物质损害赔偿。而作为法官法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被认为是基于基本法发展出来的，独立于第253条，虽未为该条所列举，但遭受侵害时仍可请求非物质损害赔偿。此外，通过商业化方式，至少在纯粹私人领域之外，可将非财产利益转换为财产利益，[4]从而获得保护。德国法的立场受到许多批评，被认为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在生命权的保护方面，《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在侵害生命的场合，并没有赋予抚慰金请求权；[5]仅在受害人短暂生存，以及近亲属因惊骇而遭受重大健康损害的情形下，方才不排除抚慰金请求权。[6]德国联邦法院副院长也已曾质疑《德国民法典》对生命的保护是否充分，认为德国法有变革之必要。[7]
《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我国的状况是：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被侵害的，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可发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后经司法解释的大幅度扩张后，生命、健康、身体、隐私、亲属权等，几乎所有的人身权益被侵害，均可发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已扩展到纪念物品之侵害。[8]同时，司法实践一直认可无过错责任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许多高压触电事故案件中，法院均判付了精神损害赔偿金。[9]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定位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死亡赔偿金请求权是亲属固有的请求权还是继承来的请求权，并不清晰；而致残案件中亲属的抚慰金请求权，并未得到承认；人身伤害之损害未达到残疾标准时，对于受害人抚慰金请求权，司法实践也有否定的倾向。[10]
现行《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具有弹性，“人身权益”可以将所有的人格权益、身份权益包括进去；设定的唯一限制条件是精神损害的严重性，而损害“严重”与否，又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这样的弹性规则，在解释论的展开上，刚性的逻辑约束几乎不存在，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价值上的衡量因而显得尤为重要，规则由此也获得了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能力。下面拟围绕第22条规定中的三个核心概念“人身权益”、“严重性”、“被侵权人”的解释，来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