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并有自主运行规则的民间社会不断壮大，社区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都日益增大。[2]在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提高犯罪控制效益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刑法运行模式，即将刑罚权和刑事司法权从国家分出一部分给社会，使刑法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过渡，加强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协同和配合。[3]目前对“流动少年”犯罪的控制仍是“国家本位”模式，表现在控制犯罪的手段主要是监禁刑，审判前和改造期间社会力量难以参与其中。在市民社会不断壮大、社区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到对“流动少年”的犯罪控制中。
（二）“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的理论基础
1．教育刑理论
教育刑理论对于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发育期尚不成熟，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形成原因中，环境因素、社会因素起的作用往往要大一些。因此，当今各国普遍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处遇政策。有关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也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在我国，也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政策。
2．再社会化理念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形成和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罪犯再社会化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3．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原则，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在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判刑以及最合适的刑种、刑度及执行方式，以有效地实现矫正罪犯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在我国，虽然在立法上没有明示刑罚个别化原则，但相关的立法规定为刑罚个别化的推演和践行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例如，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里所说的刑事责任，就涵盖了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的内容，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容纳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