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
随着近年来机构改革和国企改制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原来国有教育、卫生、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被剥离出去，从国家供养的“单位人”变成了自谋生路的“社会人”，其对传统的户籍、组织人事档案等管理手段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异地定居、就业、就学的比例明显增加；因农村土地不足、务农收入不高等原因，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常年外出打工。这些因素使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较大压力。因受财力、人力所限，一些地方暂时还难以有效地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公益服务，致使一部分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不高、生存压力增大，思想和行为悖离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容易受到邪教组织、犯罪团伙和境外组织的引诱拉拢，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经济利益的日益失衡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群众的生活得到了较大提高。但同时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基尼系数较高。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1]（0.3-0.4为相对合理，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二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差距连续增加，到2007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33倍，为世界第一；三是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别较大。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十分明显，如2010年上海市的人均GDP是77205元，而吉林省仅为25906元，相差3倍；四是贫富阶层严重分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1.9％，而占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份额只有4.3％。[2]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使富裕与贫困群体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资方与劳方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方面产生了较大的隔阂，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了嫌贫和仇富心理，埋下了激化社会矛盾的隐患。
3．道德信仰的严重缺失
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比较落后，在广大人民群众公正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一些封建主义腐朽的思想遗毒有所抬头，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和享受主义、个人中心主义观念有所滋长，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一些人精神颓废、情趣低下，在赌博和吸毒等非法活动中寻求刺激，引发了大量治安和刑事案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安宁；一些不良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不惜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掺杂使假，部分监管单位为了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对这种行为疏于管理、姑息放纵，导致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等伪劣产品时有出现，损害了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国家形象，造成了社会公众的心理恐慌，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流通秩序；还有一些企业和人员为了牟取暴利，在经营竞争中以金钱开路，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败坏了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