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有效约束权力的滥用。
职务犯罪从其政治学特征来说，无一不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即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的异化。可以说，无权力，则无职务犯罪；无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无职务犯罪。因此，针对那些容易产生腐败，导致职务犯罪的环节，加快推进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是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加强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就是对权力的合理配置与制衡，保证权力依法有效地运作，核心是解决好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从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件中反映情况来看，权力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将为人民谋利益的权力变成了为个人谋私利的权力。如厦门海关在杨前线任关长期间，人、财及业务由他一人说了算，个人意见代替集体决策，根本谈不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其他涉案的“高官”也是如此。而正是过分集权为他们提供了充分“自由”，膨胀了他们个人的意志，最终走上了职务犯罪的道路。因此，在进行改革创新过程中，应从工作制度安排、规则设定、具体操作等方面来科学设置管理权力，寻求权力集中与分解的最佳平衡，在不影响机关效能建设的前提下，避免某些部门、个人权力过于集中、权限过大的现象发生。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的用人机制，彻底解决干部选拔、任用等领域中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工作岗位交流、职位公平竞争上岗制度，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职务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中央已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推进财政制度改进，强化资金管理、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等等。这些都需要在具体工作中坚决予以贯彻执行。
(四)增强监督机制的监督能力。
要严惩贪赃就必须揭露贪赃，揭露是严惩的必要前提。而要充分揭露贪赃，最主要的是必须完善对贪赃犯罪的监督机制。我国目前监督的类型有单位内部和上级对下级的内部监督，有设立在各级党政机关或其他单位纪检与监察组织的党政监督、有审计机关的专门监督，还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监督等。现行的监督机构、手段不可谓不多，然而这种监督体系庞杂、分散、乏力，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具体制度，特别是在有效监督、制约领导干部方面就急需改进。因此，我们认为，增强完善监督机制，并不在于增设新的监督形式或主体，而在于理顺现行各种监督形式，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职能，从而形成一个有序高效的监督系统。对此，我们建议：首先，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各监督机关的职责及方式和方法，使各监督机关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法定程序开展监督。其次，要加强人大监督，发挥人大的总监督职能。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它在国家机关中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人大组织建设不力，人大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加强人大组织建设无疑是强化人大监督的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只有健全完善人大的组织建设，权力机关才能确实担负起宪法所赋予的职责。再次，人民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不应再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因为法律监督者只有置身于司法活动之外，才能客观公正的进行。如若不然，当人民检察院与其他司法机关共同进行司法活动时，合法、公正、有效的监督就无从谈起，更遑论对其自身的监督了。第四，要大力提高舆论监督的力量，新闻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焦点访谈》之所以能成为上至总理下至百姓都喜欢的节目，就在于它敢说真话，能说真话，敢于鞭挞社会违法、丑恶的现象。但神州大地毕竟只此一家，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新闻工作者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总结《焦点访谈》的实践，尽快出台符合中国国情和新闻报道规律的法律，对报道工作的程序、渠道以及素材收集等作出明确的界定，使新闻媒介对司法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报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