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全球化下有组织犯罪的文化原因
我国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严景耀先生认为，犯罪与文化的关系深刻而密切，其密切程度是大多数初学犯罪学者所估计不到的。[5]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文化的冲击，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不良亚文化，是有组织犯罪的文化土壤。
1、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滑坡，对有组织犯罪形成了重要影响。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以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为基础的，而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文化交流是最主要最普遍的渠道．这都必然会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的影响和冲击。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以儒家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和否定而出现滑坡。如，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期，有些人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道德评价失去规范；有些人价值取向紊乱，丧失对社会的责任感，功利主义盛行，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有日盛之势；形形色色的非道德主义泛滥，有些人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对待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社会道德控制机制软弱，社会舆论监督混乱，道德良知淡化，面对破坏社会道德的现象甚至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公众缺乏群起而攻之的义愤感；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斥和抵触，从而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由于道德文化滑坡，再加上经济体制转型、商品意识不断强化，寻租活动泛滥，新旧体制的规范在承接上存在着缺陷和漏洞，社会整合力同庞大的人流、物流极端不适应，犯罪一时呈急剧上升之势。特别是90年代前半期，发案率上升较快，犯罪规模升级，青少年犯罪增多，外流农业劳动力犯罪引人注目，官员和公职犯罪不可忽视，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犯罪备受关注，跨国犯罪也开始出现。
2、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我国社会的急速变迁，孕育了不良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土壤
在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导致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和人们利益结构的分化和调整，形成了多元的利益结构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同时，反映旧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和行为规范的解体，而反映新的社会结构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还未形成和完善，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断层和文化冲突现象，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混乱和行为失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种偏离主文化的文化思潮异常活跃，形成对主文化的冲击，为某些不良亚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主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社会变迁中某些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现象，不能及时作出文化上的充分有力的论证；对某些不合理的、消极的社会现象，不能及时作出主文化上的有力批判和遏制。这使得社会成员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判断缺乏统一的文化标准，甚至是非、善恶难辨。出现双重的甚至多重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规范，出现主文化与不良亚文化矛盾并存的现象，导致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模糊、迷茫、困惑和紊乱。这些都为不良亚文化的传播和蔓延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