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仲裁协议（条款）设置、仲裁机构的选择、专业仲裁员队伍的建设等因素，仲裁机制是否适于解决小额、多数的证券市场索赔纠纷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便克服了仲裁管辖权方面的障碍，仲裁庭在面临为数众多的投资者申请人时，为降低仲裁费用、缩短裁决时间、减少工作压力，仍然不得不考虑采取合并仲裁乃至集团仲裁。
在合并仲裁方面，如果仲裁条款中明确约定允许合并仲裁，则仲裁庭对此亦须予以尊重，在仲裁条款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实施合并仲裁，由此回溯到前文建议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中，最好能够直接规定合并仲裁的要求。除此之外，观诸各国立法和实践，在仲裁规则或法律中对合并仲裁做出明确规定均未形成主流，而由法院强制合并仲裁则更是富有争议，[79]大陆立法、仲裁规则和司法实践要在这些方面形成突破，可谓困难重重。在集团仲裁方面，先进法制如美国在晚近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类似集团诉讼的“集团仲裁”，即由某申请人代理缺席的其他“潜在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并参加仲裁。但正如论者所言，从美国联邦仲裁法的立法历史观察，美国国会并未对类似的诉讼替代纠纷解决方式开启大门，所谓集团仲裁实际上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从公共政策和法院审查方面都应给予更加严密的监督。[80]具体到证券实践中，美国证券业仲裁会议（Securities Industry Conference of Arbitration）1992年形成决议，多数投资者求偿的案件，不应提交仲裁；SEC也认为，在集团求偿的情况下，应由法院以集团诉讼的方式处理较为妥当；同在1992年，纽约证交所和美国全国证券商协会（NASD）修改有关规则，规定券商与客户的合同必须载明，进行集团诉讼的当事人不得将其争议提交仲裁，而集团诉讼的被告也不得以原告事先同意仲裁为理由，提出对于法院的管辖异议。[81]鉴于集团诉讼机制在美国的强势地位，[82]此项经验未必具有比较法上的借鉴价值，但中国大陆仲裁实践在合并仲裁方面的经验有限，对于集团仲裁则几近完全陌生，从常理而言，希望由不具法院权威的仲裁庭来主导连法院都视为畏途的证券群体争议解决机制，恐怕尚不现实。[83]
六、结语
早在68年以前，两位美国学者对于初创未久的集团诉讼制度（Class Suits）已有一番相当精辟的评论：“现代社会日益将民众暴露在大规模损害的威胁之下，而他们却不易获得法律上的救济。究其原因，无非因为不具备专门知识或者相关救济过分昂贵。如果受害的个人不得不孤立地寻求救济，则法律至多只能获得零星和片面的执行。这不仅仅是个案中的不幸，更会严重损害当代法制引为支柱的吓阻功能的实现。设计一套有效且具包容性的集体诉讼机制由此凸显出重要意义。”[84]对于中国大陆高速发展中的证券市场、千百万散户投资者及新兴的证券法制，此言的价值显然远未磨灭。
总体而言，美国式的集团诉讼在补偿证券欺诈受害人、惩罚违法行为、执行法律规定和节约法院资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85]但由于政治、社会、司法制度、诉讼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引入中国大陆的时机还未到来。[86]面临迫切的投资者保护和救济问题，大陆证券市场急需发展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处理机制。从比较法角度考察美国之外各市场针对欺诈行为的民事诉讼和争议仲裁模式，可以发现英国、加拿大及韩国所采取的集体诉讼（或集团诉讼）机制，着重限制诉讼的提起条件、强调法院的严格管控，由此虽然解决了美国式制度中的滥诉风险，却同时使得投资者救济的诉讼机制在现实中欠缺生命力，其经验教训值得参考。相对而言，台湾地区近年来创设的以非营利组织主导的证券团体诉讼机制，已经取得初步的实效，在厘清其不足之处并且进行必要改革的情况下，借鉴不需要付出太大成本。德国的证券投资者示范诉讼机制，一方面能够实现诉讼经济，另一方面也能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并且容易与大陆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相互对接，同样具备立法引入的重大价值。作为诉讼的替代性机制，合并仲裁和集团仲裁面临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困难，不易发展成为解决大规模证券群体争议的重要模式。
【作者简介】
汤欣，单位为清华大学。
【注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6、109-110、113-118、120-123页。
如程勇、吴占宇：“‘十一五’力推五项基础性制度建设”，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11月3日；王璐：“郑百文赔偿案引发集团诉讼呼吁”，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12月6日；夏丽华：“深交所建议出台司法解释支持证券诉讼”，载《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29日；李晓晔、袁冲：“集团诉讼缺位-银广夏股东意难平”，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4月12日。
如江伟、肖建国：“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载《法学家》1994年第3期，认为
民事诉讼法上的代表人诉讼从大陆的国情出发，是在借鉴了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和英美集团诉讼的基础上创制的科学规定，比美国集团诉讼更符合诉讼原理和大陆司法实践需要；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 -178页，认为无论是在现有法系传统背景下汲取外国制度优点和剔除其弱点方面的理论兼容能力，还是从考虑大陆当事人素质和平衡各方利益等方面的制度可行性来看，代表人诉讼制度几乎都无可挑剔；肖建华：“群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认为美国集团诉讼有明显的缺陷，相比之下，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更为优越。也有学者主张，中国社会和法律界应该从对群体性诉讼的迷信中尽快清醒过来，通过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群体性纠纷发生的概率，通过多元化的社会综合治理化解群体性纠纷，通过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减少或分流群体性诉讼，才是更符合大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根本道路。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的现有制度和条件下，全面引进美国集团诉讼的建议显然不具有现实根据与合理性。参见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 - 430页。
如杜要忠：“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程序规则及借鉴”，载《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第7期，提出应在中国大陆试行证券集团诉讼，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集团诉讼单行法或在大陆民诉法中制订单行规则，并根据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框架具体设计了操作方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与完善”课题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第四节（执笔人刘在学），建议参考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全面引进集团诉讼当事人“视为同意参加诉讼”（Opt-in）的制度。
如胡永庆：“证券集团纠纷诉讼制度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认为融合现有共同诉讼的理论基础，吸收美国集团诉讼模式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合理内核，对大陆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适度扩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章武生：“论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美国集团诉讼的分析和借鉴”，《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认为目前大陆由大规模侵权行为引发的群体性纠纷中，侵权行为并未得到及时制止，受害人的权益也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要改变这种状况，除通过多元化的社会综合治理等方式预防和化解群体纠纷外，结合中国国情，借鉴美国式的集团诉讼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汤维建、陈巍：“缝隙策略：我国集团诉讼制度的移植路径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主张鉴于大陆司法能力不足，也为避免集团诉讼的固有弊端，集团诉讼在引入之初应受到严格限制，随着社会发展和司法能力的提高而渐进地发挥其功效；汤维建等：《群体性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 - 323页，对中国式集团诉讼的制度设计提出初步构想。
Edward F. Sherman, Group Litigation Under Foreign Legal Systems: Variations and Alternatives To American Class Actions, Symposium: Export/Import: American Civil Justice in a Global Context, 52 DePaul L. Rev. 401，401(2002).
汤欣：“私人诉讼与公司治理”，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耿利航：“群体诉讼与司法局限性-以证券欺诈民事集团诉讼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 -451页。
现行法上的民事现任条款均以“赔偿”为中心（《
证券法》第
69条、
76条3款、
77条2款、
79条2款、
171条、
173条、
190条、
191条、
210条、
214条），相关司法解释用于解决赔偿责任及相关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受害投资者及其律师也均以求得赔偿作为首要的诉讼目的。
浩民：“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谈《规定》理解与适用”，载《中国证券报》2003年1月10日。
如德国法上所称的团体诉讼(Verbandskiage)，是由某一法人团体或经认可的机构为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律规定在特定事件中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不作为诉讼。团体诉讼与集团诉讼或选定当事人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团体诉讼的制度目的系为维护公益或集团性利益（如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环境的保护），而非当事人个别请求权的合并；团体诉讼的程序上当事人所欲请求保护者系公益或集团性利益，而在集团诉讼的程序上当事人所欲请求保护者为各构成员（诉讼外实体权利人）的个别利益。虽然不作为诉讼并非团体诉讼的根本特征，但该种诉讼的各国实践中，德国已如上述，传统上法国法院命令给付的赔偿金额通常仅为象征性的1法郎；希腊消费者团体诉讼中的损害赔偿请求，其“损害”也不涉及消费者个别实质上所受的损害，而是消费者集团利益的抽象损害。参见沈冠伶：“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6期（2003年）。
欧盟经济区各国的金融争议调解机制概览，参见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nNetwork, Members of FIN-NET,http://ec. europa. eu/internal_market/fin-net/members-en.htm,2010年10月6日最后访问。其中英国的金融争议调解服务（the Financial OmbudsmanService (FOS)）具有程序平易、费用低廉、启动机制强制、注重解决方案的整体公平等显著特点，参见Cory Alpert,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5 B. Y. U. Int’l L.＆Mgmt. Rev. 75, 86 - 98 (2008) ,实践运作极为高效，如在2005 -2008的三个年度中，每年处理完结的案件均在10万宗左右，其中调解结案的比例均在90％以上，参见P. E. Morris,The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and the Hunt Review: Continuing Evolution in DisputeResolution, J. B. L. 2008, 8, 785 - 808, at 789。但FOS主要适用于金融消费者与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特许人士或机构”( authorized persons）之间的争议，与公开发行公司本身并无关联。 FOS的官方主页亲民、简洁，参见http://www. financial - ombudsman. org.uk,2010年11月23日最后访问。
如美国根据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设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A)，英国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 Servicesand Markets Act）设立的“金融服务补偿机制”(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FSCS”)。
檀木林：“保护弱者依靠团队的力量-记‘三九医药’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载《中国证券报》2006年11月9日；徐畅:“ST科龙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载《中国证券报》2009年6月11日；宋一欣：“东方电子维权故事（下）”，载《中国证券报》2006年12月17日。根据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知》（法270号），“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受理法院认为不宜作为共同诉讼受理的，可分别受理”。
宋一欣：“‘实验性诉讼’法值得借鉴”，载《中国证券报》2006年12月14日。
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的共同问题，如：复杂案件的管辖法院、诉讼时效如何判断？在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时，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的“揭露日”或“更正日”如何确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其对于投资者损失的影响如何判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如何具体落实？
具体案件中的个体问题，如：原告的损害与发行人的信息公开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损害数额如何具体算定？
如台湾地区学者即认为，通过对于台湾地区现行“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由法院依职权择定的示范诉讼所能发挥的诉讼经济作用（如助益后诉讼程序的迅速终结，减少证据调查上劳力、时间、费用的支出等），可说是有其界限，应当考虑就示范诉讼与后诉讼间的关联在立法上予以明文规范。参见沈冠伶：“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6期（2003年）。
事实上早在特别立法颁布之前，已有德国学者主张，示范诉讼得补充德国法上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制度之不足，在未引入集体诉讼（Gruppenverfahren，相当于美国的class action）制度前，得经由示范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并宜参酌德国行政诉讼法第93条之1有关示范诉讼的立法，在
民事诉讼法上进行明确规定。参见沈冠伶：“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6期（2003年）。
投资者示范诉讼法的英文官方译本，载于德国司法部网站, http：//www. bmj.bund. de/enid/25a22f63ed37aac74890c815925645de, 5ceceie6575657375636865092d0931/ Corporate_Governance/Capital_Markets_Test_Case_Act_CMTCA_1gl. html,2009年10月2日最后访问。对于该法的具体分析，参见沈冠伶：“从德国‘投资人示范诉讼’之新制再论‘追加选定当事人’制度”，载《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民事法学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62 -185页；姜炳俊：“德国投资人示范诉讼新制”，载《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民事法学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50-160页;Michael Sturner, Model Case Proceedings inthe Capital Markets-Tentative Steps Towards Group Litigation in Germany, C. J. Q. 2007, 26（APR） .pp.250-266。
由此带来的一个可能问题是，如果受法院通知的其他投资者都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示范诉讼程序，则审理示范诉讼的州高等法院必然要面对数量众多的诉讼参与人，由此造成审理上的负担。司法实践中是否会出现此种困扰，有待审判经验进行验证。参见施塔德勒：“德国公益诉讼”，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Michael Sturner, supra note 22, at 264.
肖建国等：“示范性诉讼及其类型化研究-以美国、英国、德国为对象的比较法考察”，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洪秀娟：“示范诉讼制度初探”，载《司法改革论评》（第8辑），第147-149页。
大部分按照示范诉讼法提起的诉讼是基于因未披露应公开信息以及因“灰色资本市场”中不动产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所含错误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参见AstridStadler教授为“Recht und Rechtswirklichkeit-Ein deutsch-chinesischer Dialog二prozessualen Durchsetzung privater Anspruche”-2. Freiburger Forum zum chinesischen Recht（“权利与权利实现-关于私法权利程序实现中的对话”（第二届弗莱堡中国法论坛））提交的论文“德国资本市场示范程序法”（2010年6月25日）。
但学者认为，德国法制的根本性问题在于：一方面希望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又力图保全所有原告的听审请求权（Anspruch auf rechtliches Gehur)，因而规定所有初始程序中的起诉人都可以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示范程序，而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参见Astrid Stadler: 《德国资本市场示范程序法》。另有学者提出，德国现有立法要求投资者必须先行起诉才能参加示范诉讼程序，使得投资者的维权成本高昂；此外对于招股书上的不实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应当扩展适用于二级市场上的不实陈述，seeHalfmeier, Axel and Feess, Eberhard, The German Capital Markets Model Case Act(KapMuG）-A European Role Model For Increasing the Effciency of Capital Markets? Analysisand Suggestions for Reform (February 201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 com/abstract=1684528。
《示范诉讼法》第20条。
近期欧盟以及各成员国立法者似乎表现出某种靠近美国集团诉讼模式的倾向，参见Richard A. Nagareda, Aggregate Litiga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Exceptionalism, 62 Vand. L. Rev. 1, 19 - 32 (2009)。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诉讼和司法制度保守性的批评，参见Thomas D. Rowe, Jr. , Debates over Group Litigation in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and International Law (Spring/Summer 2001），11 Duke J. Comp.＆Int''l L. 157，159-160。
《投保法》第10-1条，此条系该法在2009年5月20日修改时增列。
廖大颖：《证券交易法专论》（修订二版），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407 - 408页。
投保中心截至2010年10月31日受理的团体诉讼详细情况，参见该中心“团体诉讼案件汇总表”, http://www. sfipc. org. tw/news/view. asp? id = 45 , 2010年11月10 日最后访问。
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5页。
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王文宇：“证券团体诉讼-台湾地区的法律与实践”，载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 - 87页。
证券团体诉讼所请求的损害赔偿金额合计上亿元新台币（2009年5月20日修法后下调为3000万元新台币）才能享受裁判费减免，比较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50条有关消费诉讼减免裁判费的规定，“投保法”上的规定显然负担过重。参见赖英照：《最新证券交易法解析》，台湾2006年作者自版，第571页；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第92页。
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第92 - 93页；郭大维：“台湾证券投资人保护机制之省思（下）”，载《台湾法学》第125期（2009年4月）。
王文宇：“证券团体诉讼-台湾地区的法律与实践”，载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1页。
Curtis J. Milhaup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s Investor Protection: Economic Theoryand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29 Yale J. Int'' 1 L.，169, 171-174.
游志煌：“主导私权证券诉讼之法制模型探讨”，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3期（2004年10月）；刘连煜、林俊宏：“投资人团体诉讼新时代的来临”，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1期（2004年8月）；王文宇、张冀明：“非营利组织主导的证券团体诉讼-论投资人保护中心”，载《月旦民商法杂志》第15期（2007年3月）；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7页;Yu-Hain Lin, Modeling Securities ClassAction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le of Nonprofits in the case of Taiwan, 4 N. Y. U. J.L. & Bus. 143 (2007)。有关团体诉讼总体而言的制度劣势，另见汤维建等：《群体性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 -181页。
See, Wallace Wen-Yen Wang, Chen Jian-Lin, Reforming China'' s Securities CivilActions: Lessons From PSLRA Reform in the U. S. and Government-Sanctioned Non-ProfitEnforcement in Taiwan, 21 Colum. J. Asian L. 115．156-159 (2008)
游志煌：“主导私权证券诉讼之法制模型探讨”，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13期（2004年10月），第166-169页；Wallace Wen-Yeu Wang, Chen Jian-Lin, supra note 38,at 150-151。
See generally 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 Access To Justice： Multi-PartySituations: Proposed New Procedures（1997）；Lord Woolf, Access To Justice： Final Report223-48 (1996).
有关英国集团诉讼制度的简介，参见Neil Andrews, Multi - Party Proceedings inEngland： Representative and Group Actions, 11 Duke J. Comp.＆Int''l L. 249，258-262(2001）。
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 -123、471 -476页。
很多学者对规则的保守态度和“申请加入”原则本身持有激烈的批评态度，希望全盘引入美国式的“选择退出”( Opt-out）机制。See e. g. , R. P. Mulheron, SomeDifficulties with Group Litigation Orders-and Why a Class Action is Superior (2005）24 C.J.Q. 40; R. P. Mulheron, From Representative Rule to Class Action: Steps Rather than Leaps(2005)24 C. J. Q. 424; V. Morabito,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on Class Action Settlements(2006) 69 M．L. R. 347.
至2010年10月，全英登记在案的集团诉讼案件共计74件，具体案件名录载于英国法庭服务的官方网站http://www.hmeourts-service. gov. uk/cms/150. htm,2010年11月5日最后访问。
Susan M. C. Gibbons, Group Litigation, Class Actions and Lord Woolf'' a ThreeObjectives-A Critical Analysis (2008)．27 C. J. Q. 211.
Todd J. Burke, Canadian Class Actions and Federal Judgments, 17-OCT Bus. L.Today 49 (2007)．
See Honorable Mr. Justice Warren Winkler, Advocacy in Class Proceedings Litigation,19 Advocates''Soc. J. 6, 9 (2000).
Edward F. Sherman, supra note 6, at 429-432; Gary D. Watson, Class Actions:The Canadian Experience, 11 Duke J. Comp.＆Int''l L. 269, 272-287 (2001)．
Carom v. Bre-X Minerals Ltd.，1999 0. R. 3d 173 (S. C. J.)．
与此不同，绝大多数加拿大省份都通过立法拟制投资者在一级市场上的“信赖”，即当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中含有实质性的虚假不实陈述时，原告可以通过集团诉讼起诉发行人。此类一级市场上的诉讼有几桩已经通过和解方式结案，但在第一件作出判决的类似案件中( O. J. 5388 QUICKLAW (C. A.) )，安大略省上诉法院推翻一审判决，认为发行人在准备招股说明书时的“商业判断”应当受到尊重。这个判决预计会对类似案件的未来审判带来不利于原告的消极影响。
有关Bre-X案（加拿大证券史上最大的欺诈案）及其法律适用的尴尬，以及“198号法案”的酝酿过程, See Violetta Kokolus, Mining for Legislative Gold after Bre-X: AGeneral Commentary on the Use of Class Actions for Fraud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Review ofCurrent Law and Law Reform (2003)，9 Appeal 59, 59-67。
David Allan Klein and Douglas Lennox, Class Action Trends in Canda, ATLA AnnualConvention Reference Materials (2006)，Volume 1，1 Ann. 2006 ATLA-CLE 431，available at Westlaw Database.
随着韩国《有关资本市场和金融投资业的法律》的制订，《证券集团诉讼法》也随之修订，并从2009年9月2日开始实施。立法修改扩大了原有的适用范围，从只对“有价证券”交易的损害进行赔偿扩大到应对所有“证券”交易中发生的损害进行赔偿。所谓“证券”是指本国或者外国人发行的所有金融投资商品。
立法的具体规定，see Dae Hwan Chung, Introduction to South Korea''s New Securities-Related Class Action, 30J．Corp. L. 165，171-180 (2004)。
据报道，约有200家公司基于本条规定的责任豁免，在2007年1月2日之前公开承认了曾有的会计差错（欺诈）。 See Gary L. Gassman, Perry S. Granof, Global IssuesAffecting Securities Claim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3 Tort Trial＆Ins.Prac. L.J. 85, 103 (2007）；Citing Yoon Ja-young, Class Action Suit Alerts Companies,Korea Times, Jan. 2, 2007.
就Jinsung公司虚报财务报表而导致投资者重大损失一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Seoul Investment Club于2009年4月13日向韩国的水原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Jinsung公司赔偿所有投资者的损失。6月25日，水原地方法院已经受理该项起诉，并选定SeoulInvestment作为集团诉讼的诉讼代表。据信，此一诉讼是韩国首例证券集团诉讼。SeeInhak Lee and Jun Ki Park of Kim＆Chang,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Landmark, available athttp://www. iflr. com/Article/2283693/Securities-class-action-landmark-html, last visited2009-10-13.
立法要求50人以上、总共持有被告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万分之一以上份额的原告才能提起集团诉讼。特别对于巨型的财团（如三星电子2002年的总市值为391亿美元），“万分之一以上”的持股要求成为几近不可逾越的起诉障碍。
学者认为，这些规定给当事人及其律师增加了沉重的财务负担。See Ok - RialSong,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Litigations: Derivative Suits and Class Actions inKorea, working paper submitted to workshop on “A Decade After Crisis: Transforming CorporateGovernance in East Asia”，Sept. 30-Oct. 1，2006, Tokyo·
对韩国的大型律师事务所而言，提起集团诉讼意味着对可能的大客户起诉；而中小型律师事务所无力负担起诉时的诉讼成本，更无法接受一旦败诉即需承担被告的法律费用。
See, Bernard Black, Brian Cheffins, Martin Gelter, Hwa-Jin Kim, Richard Nolan,Mathias Siems, Linia Prava law Finn, Legal liability of Directors and Company Officials Part 2:Court Procedures, Indemnification and Insurance and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iability,Colum. Bus. L. Rev. 1 ．22-25 (2008)．
Cynis Afshar, Paul Rose, Capital Markets Competitiveness: A Survey of RecentReports, 2 Entrepreneurial Bus. L.J. 439, 470 (2007)．
沈四宝等：“美国证券仲裁及其启示”，载《证券市场导报》2003年1月；孙双秀、王金贵：“投资人与上市公司证券纠纷可仲裁性探讨”，载《仲裁研究》（第二辑)2004年2月。
马其家、王玲：“美国证券仲裁裁决及其救济方法探讨”，载《证券市场导报》2006年6月。
对于消费者领域内的强制仲裁条款能否排除集团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在近期的案例中持肯定见解，see 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 539 U. S. 444 (2003)。加拿大最高法院也持同样观点，see Dell Computer Corp. v. Des Consommateurs SCC34 and Rogers Wireless Inc. v. Muroff SCC 35。但加拿大最大的两个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先后通过立法修改，禁止通过强制仲裁条款排除法院对于消费者保护案件的管辖权。Nikiforos Iatrou＆Candace Cooper, Clashing With Class Actions: Exclusive ArbitrationClauses in Canada, 18-FEB Bus. L. Today 17. 17-20 (2009)．
如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
79、
80条，1994年8月27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等发布的《
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
163条。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8月26日证券委发布的《
关于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证券争议仲裁机构的通知》，以及同年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的通知》已经失效，不能作为证券仲裁的规范依据。
孙双秀、王金贵：“投资人与上市公司证券纠纷可仲裁性探讨”，载《仲裁研究》（第二辑)2004年2月。
国务院法制办、中国证监会国法5号。
《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
宋一欣：“证券民事赔偿仲裁制度亟待建立”，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2月21日。
See, e. g.，Wilko v. Swan, 346 U. S. 427，74 S. Ct. 182, 98 L. Ed. 168（1953）．
See, e. g.，Shearson/American Express, Inc. v. McMahon, 482 U. S. 220, 107 S.Ct. 2332, 96 L. Ed. 2d 185（1987)；Rodriguez de Quijas v. Shearson/American Express, 490U. S.477, 109 S. Ct. 1917, 104 L. Ed. 2d 526 (1989)．有关美国证券法上证券仲裁协议可执行性的发展演变，何震、方菲：“关于美国证券仲裁发展的几个重要判例之评析”，载《河北法学》第21卷第6期（2003年11月）。
台湾地区1968年“证券交易法”，第166条1项、第167条。
有关讨论，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1986年作者自版，第509页以下。
修改后的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66条1项。相关讨论，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四册）,1991年作者自版，第609页。
法院强制合并仲裁指在多方争议产生后，部分当事人申请仲裁，而部分当事人则起诉，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其自身决定认为有必要对多方争议进行合并仲裁，因此命令相关当事人共同参加仲裁程序，从而实现合并仲裁。池漫郊：“从‘效率至上’到‘契约自由’-基于合并仲裁评当代仲裁价值取向之变迁”，载《仲裁研究》（第十七辑），第12-17页。
David S. Clancy, Matthew M. K. Stein, An Uninvited Guest: Class Arbitration and theFederal Arbitration Act''s Legislative History, 63 Bus. Law. 55，56-79 (2007).
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1986年作者自版，第582 - 583页。
美国市场的实践中，证券仲裁在重要性方面远远逊色于证券集团诉讼。根据哈佛大学法学院Howell E. Jackson教授的研究，以2002年-2004年为例，NASD仲裁裁决中裁处的总金额年均约为1.62亿美元，仅占美国全部证券执法金额的1.8%。相比之下，每年通过集团诉讼达成和解的金额为33.36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证券执法金额的38% 。 SeeHowell E. Jackson, Variation in the Intensity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Preliminary Evidence andPotential Implications, 24 Yale J. on Reg. 279 (2007），Cl-7 Table 3：Summary of USEnforcement Actions in Securities Regulations．事实上，美国的证券仲裁主要适用于客户与其证券经纪人之间具有仲裁协议（broker - dealer arbitration agreement）的争议，而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无关‘See Th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Securities Regulation（Revised Fifth Edition)，Thomson/West 2006, at 699-703. See also,§15. 0 Broker-Dealer Arbitration in Context, 6 Law Sec. Reg. § 15.0 (6th ed.），available at Westlaw International database; 6 Law Sec. Reg§15.1 (6thed），notes 19－20 and accompanying text, available at Westlaw International database.
具体的问题，如当数百人以上同时参加集团仲裁时，如何征询全体投资者意见，如何产生“首席申请人”并以其仲裁行为约束其他申请人？仲裁庭如何依职权进行案件管理？考虑到仲裁程序一裁定案，没有上诉程序，形成对仲裁程序的倚重理应更加谨''慎。
Harry Kalven, Jr.＆Maurice Rosenfield, The Contemporary Function of the Class Suit,8 U. Chi. L. Rev. 684, 686 （1941）．
王开定：《美国集体诉讼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
“我们不能受抽象理论的制约，应细心地关注现实，不断地总结积极经验，给集团诉讼赋予更多的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应结合国情，以自主的姿态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从而实现心中的理想。”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