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企业愿意对话或邀请民间团体合作，是受到外围的压力，而非大发善心，有时甚至乎是出于收买民间团体的打算。所以，加强对外围压力，透过工人及消费者的直接行动，而非因为有对话而放弃，肯定作用更大。
3.三角形大团结
前两年我们提出一个全球三角形大团结的行动，以抵制企业社会责任。所谓“三角”，是指南方工人团体，与北方的消费者及工会运动，三者缺一不可。很可惜，这三角关系的基础至今仍未巩固，反而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冲击下，有时各自为战。我们应该彼此强化沟通，尤其是工人、民众间的直接交流接触，以减少误解。南方工人被指为抢北方、西方工人的饭碗，而我们又反驳说他们是保护主义者。这样的对骂于事无补，唯有在事件上加强合作，针对跨国企业及供货商，共同进退去为争取工人权利才有出路！
【作者简介】
梁宝霖：香港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香港地区、我国、亚洲地区劳动关系与
劳动法比较研究工作；陈家伟：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劳工问题研究工作。
【注释】就全球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奖项，可参见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Overview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2003），pp．15—17，in http：／／www．bsr．org/BSRResources／WhitePaperDetail．cfm？DocumentID=48809（accessed Au．gust 16．2005）．
赵琼：“广东处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前沿”，载于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举办‘企业社会责任监督问题’研讨会的资料文件册（2004年12月6日），页16。有关民间团体对企业社会责任应有的涵盖面，可参见David Schilling and others，“Principles for Globa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Bench Marks for Measuring Business Performance”（3rd ed．），Corporate Examiner．2003．Vol．31．No．4—6．
郑广怀：“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反应一一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载于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举办‘企业社会责任监督问题’研讨会的资料文件册（2004年12月6日），页33。
Philip Kolter and Nancy Lee，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Hoboken，NJ：John Wiley ＆ Sons，2005，pp．10—18．
同上注，页4—10。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Overview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p．1．
同上注。
Dae—oup Chang ＆ Monina Wong，“FDI and Labour in China：The Actors and Possibility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ctiv—ism”，Chang Dae—oup and Ed Shepherd（eds），Asi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Outlook 2004：Asian TNCs，Worker，and the Movement of Capital，HK：Asian Monitor Resource Centre，2005，pp．133—135，esp．note 43．
Kolter ＆ Lee，页4—10。
同上注，页3。
有关企业如何响应社会对企业的期望，S．Prakash Sethi提出四种响应，及当中四种回应的进程及消费者运动的关系。见其书，Sethi，Setting Global Standards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Codes of Conduct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Hoboken，NJ： John Wiley ＆ Sons，2003，pp．69—75．
作为一个商学院的学者，Sethi也批评现时企业的生产行为守则的执行及监管真是强差人意，见同上书，页82。
联合国环保计划有份参与的‘全球汇报’计划（The Global Reporters），最初也只集中在环保的监察，直至2000年，才开始企业整体的社会责任汇报。他们也认为纯处理技术问题是最容易入手的。见Sustain Ability and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The Global Reporters：First Edition 2000，London：SustainAbility，2000，pp．6—7．
谈及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的关系时，中国官方认为因为中国要加入世贸（World Tmde Organization），世贸往往将工人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因此，中国硬要被逼接纳这些本是发展国家的标准。企业社会责任因而被认作是一项发展国家的保护主义的策略(见黎支焕编著：“SA8000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二章)。这种看法将世贸看作一个推动劳工权益的组织。事实上，从民间团体的角度，这完全是颠倒整个问题，就是因为自由贸易带来全球劳工的问题。世贸的存在只会加速自由贸易，从而加剧劳工的剥削。正因如此，民间组织要求世贸不可单只顾自由贸易，而轻视劳工标准，所以要求将世贸将自由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从劳工团体的角度，世贸不单不是保障劳工权益，反而是加剧劳工剥削的主凶之一。事实上，2002年，世贸在新加坡的会议亦正式将自由贸易与劳工标准脱钓。（中国主流论述硬将企业社会责任看为西方的保护主义的一只棋子，事实上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生产行为守则是企业对企业自身或其生产商或商业伙伴，在生产其产品过程中就劳工权益及环境保护的承诺。然而，由于在制造业中，大部分跨国企业本身已不再直接生产产品，而只透过其生产商生产。实则其生产行为守则只是针对其生产商。举例，甚少人关注迪斯尼（Disney）游乐园的劳工情况，却多集中注意迪斯尼生产商的劳工标准，而大部份企业聘请的社会认证公司（social auditors）都只监察企业的生产商，对企业本身则不作监管。
Chang ＆ Wong，页149。香港与台湾是现时世界最大的产品生产商。他们承接欧美企业订单，然后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单以中国广东一省（被誉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的省份，港、澳、台企业的工作人数在2001年为105．5万人，差不多为其它外资企业总工作人数（46．37万人）的两倍半。赵琼：“广东处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前沿”，载于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举办‘企业社会责任监督问题’研讨会的资料文件册（2004年12月6日），页19—20。
国际分判大致有两个模式。第一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简称OEM。跨国企业作为买家，本身控制一切技术、物料及设计。生产商只是简单将送来原料加工制造或将配件组合装配。在这种OEM的关系中，买家与生产商关系是十分不平等，亦不稳定。买家随时可以转变生产伙伴，而生产商为了订单，只有全然听从买家的要求。第二种关系则是设计加工（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简称ODM。在ODM的生产程序中，生产商负责研究及设计，由于依赖生产商的研究及设计，买家与生产商的关系则较像伙伴，彼此的关系虽不致平等，但生产商的议价能力却仍很大。在ODM的生产中，生产商甚至可以发展自己的品牌及分销网络。有关讨论，可见Yi—Chi Chen ＆ Monina Wong，New Bandage and Old Resistance：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Labour Movement in Taiwan，HK：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2002，第八章。
Sethi，pp．7—12．
Chang ＆ Wong，pp．149—150，note 35．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在2000年有关中国玩具业工人的劳动权益的调查中，详细描述了跨国企业如何采取苛刻的订单政策，令致生产商最后将这一切剥削转嫁到工人身上，见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How Hasbro．McDo—nald’s Mattel and Disney Manufacture Their Toys：Report on the Working and Safety and Health Conditions of Toy Workers in South China，HK：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2001．
具体数据可参Sethi的书，第二章。陈佩华具体分析了因跨国企业越来越严苛的订单政策，令致中国（特别南中国）工人工作情况越来越恶劣。见Anita China，“A Race to Bottom：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Labour Standard”，China Perspective（2003），46：41—49．
韩国学者张大业指出，消费者运动与企业的生产行为守则本是共生而不可分，任何一方存在，就假定了另一方的存在。Chang Dae—oup，“Demystifying Codes of Conduct”，Pranjal Tiwari，Chang Dae—oup ＆ Ed Shepherd（eds）．A Critical Guide to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HK：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2004，pp．107—108．
从上文分折，国际分判是发展国家工人受剥削主因之一。现时，企业提出生产行为守则，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并且因为生产行为守则，更加强化跨国企业在国际分判的议价能力。对生产商来说，严苛的订单政策，与生产行为守则都是跨国企业“强逼”生产商接受的东西，这只巩固跨国企业与生产商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参Chang and wong，页149—150。
Labour Rights in China，“No Illusion：Against the Global Cosmetic SA8000”.
现时有迹象显示，大部份亚洲国家（包括发展及发展中国家）都有倾向放宽劳工法例，令工人失去保障。见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Asian Asia Pacific labour Law Review，HK：Asian Monitor Resources Centre，2003．
YU HAN QIAN报告（2006年1月）。PUN NGAI报告（2006年1月）。
见Oxfam International，SACOM报告（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