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控制程度：多数股权控股股东（majority—controlled shareholder）和少数股权控制股东（minority—controlled shareholder）。就公开公司而言，市场本身对少数股权控制股东的私益交易有一定的规制能力，而对多数股权控股股东的私益交易却往往无可奈何。在少数股权控制股东出价不充分的私益交易场合，市场当中很可能会有竞价者的出价竞争，市场自身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少数股权控制股东出价的不充分性和交易的不公正性。但是，在多数股权控股股东出价不充分的私益交易场合，由于控制股东的绝对控股，市场中不大可能出现出价竞争者；这样，多数股权控股股东的私益交易行为和少数股权控制股东的私益交易行为应当受到法院程度不同的司法审查。[21]即对前者适用实质公平规则，对少数股权控制股东，法院可以选择商业判断规则。
2、交易性质：经营型（enterprise）交易与所有权益型（ownership—claim）交易。另一个影响特拉华州法院司法审查（judicial scrutiny）力度的重要因素是私益交易行为的性质。控制股东通常发生的私益交易包括经营型交易和所有权益型交易两种。两者对被控制公司和股东重要性不同，将影响法院的审查程度，对于经营型交易，法院可能尊重当事人的商业判断，而不对其进行实质审查；而对所有权益型交易，法院则更可能倾向于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22]所有权益型交易包括公司合并（mergers）、公司股份的发行及回购（redemption）、公司组织变更（organic change）出售公司的全部或重要资产、更换公司股票（share exchange）及修改公司章程等，涉及公司根本性变更（fundamental change）。
3、交易类型：排他性（exclusion）交易和利益共享型（share interest）交易。1971年，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确立了另一项重要规则，区分排他性交易和利益共享型交易来确定公平性测试标准。控制股东操纵的交易，如果与公司发生交易者和受益者限于控制股东本身，排斥了（exclusion）中小股东并存在损害（detriment）公司利益之虞时，视为排他性交易，适用实质公平原则进行审查；反之，如果控制股东操纵的交易中，利益分配并未将中小股东排斥在外，中小股东依其持股比例拿到了其应得的份额，视为利益共享型交易，法院只能适用商业判断规则进行审查。这项规则也称为门槛规则（the threshold test），在“辛克莱石油公司诉利维恩”[23]一案中确立。
可以看出，特拉华州法院的实践大大丰富了美国示范公司法和特州公司法抽象的条款，不仅对美国，而且向全球公司法学界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其一，特拉华州的实践较早就体现出这样的经验：由法院对所有控制股东私益交易进行实质公平审查，实非明智之举，必须而且能够寻找出对控制股东私益交易公平性测试的最合理制度组合。从成本效益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私益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影响的大小以及该交易受控制的程度来设置这类规则，应当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其二，与示范公司法相较，特拉华州法院确立的规则在实务上使控制股东私益交易公平性的测试标准更加严格、更加明确，相对具有可操作性。它们实际上构筑了这样一条公司法则：只要原告请求，即使控制股东能够证明其私益交易已由公司无利害关系的董事或股东通过，法院也必须再对其公平性进行审查，法院有权选择商业判断规则或者实质公平规则两种标准之一进行测试。控制股东的私益交易符合下列三项要素之一，法院就有较大的理由采取实质公平规则进行全面审查：（1）该控制股东属于多数控股股东；（2）该交易性质属于所有权益型交易；（3）该交易类型属于利益排他性交易。另一方面，少数控制股东进行的公司经营型私益交易，并且中小股东依其持股比例在交易中利益共享的，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最小，法院应当最大可能地尊重公司的商业判断，适用商业判断规则而不轻易进行实质性审查；而诸如多数控股股东进行的经营型私益交易等逻辑交叉的情形，处于两可之间，法院可以自由裁量采用商业判断规则还是实质公平规则。
三、证券法规制——境外证券监管规则考察
证券监管规则以上市公司或公众持股公司为规范对象，对控制股东的约束标准自然严于普通公司。因而它们以公司法为依据和原则，形成了特别法意义上的规则体系。与公司法规制不同，证券监管规则的规制事项限于诉前持续运行阶段，规制的理念以信息公开和事前防范为核心，而前者以事后惩戒为效能。境外有代表性的监管规则对比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