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行政调解从行政执法回归行政服务，是调解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完善行政调解制度所应贯彻的一个核心理念。因为，行政调解虽然是一种公力救济手段，但涉及的是私权冲突与利益协调，其精神本质依然在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基于这种自治而做出的利益选择。知识产权行政调解的本质是一种政府服务行为，行政调解主体是以中间人的身份介入纠纷的处理，引导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利益尽可能寻求平衡点，促使当事人在互利和双赢的基础上解决争议。既然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的纠纷解决服务，那么调解工作能否开展并有效，需要当事人的信任，且取决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形象、信誉以及调解的水平和技巧。[10]既然行政调解的本质要素是合意，那么调解方案的设计应该充分契合当事人所处的实际情况，从调解程序的进行到调解协议的成立都应当以对当事人是否有利、是否有理为基础。只要不越过强制性的边界，当事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的空间，在强制与合意之间寻求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如果行政调解在纠纷的解决成本和解决内容两个方面，都充分发挥通过合意来解决纠纷这一固有功能，则可能期望带来审判所无法达到的良好社会效果。[11]也正由于行政调解较之诉讼能够最大程度地贯彻当事人主义原则，其有助于实现当事人自己心目中所追求的实质正义。
【作者简介】
何炼红，单位为中南大学。
【注释】英国“专利法院”，包括高等法院中设置的专利法院（the Patents Court of the High Court）以及郡专利法院（the Patents County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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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
2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即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调解专利纠纷以及查处假冒专利行为，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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