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科学的司法价值观不应当以绝对牺牲某种价值目标的方法，去换取其他价值目标的实现。社会安全与秩序固然在司法诸价值目标中居于高位阶层，社会秩序是个人与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条件，但个人的权利，即使是死刑犯的权利也不能被忽视。在死刑这种“恶”在现实阶段还不得不存在的情形下，应当穷尽所有可能的手段尽量削减这种“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于对死刑犯与其近亲属感情的体恤与慰藉。而不允会见，显然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所谓“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现，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含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1]法律没有理由对某些“人之常情”的东西用选择性规则而非强制性规则予以规范。
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专门对此做了规定，其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罪犯提出会见申请并提供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的近亲属。罪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该条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差异：其一，“会见”的权利化。将会见作为一项权利得以规定，显然大大提升了“会见”之法律地位，深化了其意义；其二，“会见”的强制化。“会见”申请对于人民法院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对于会见申请“应当”准许，而没有选择权。其三，会见的可执行性。增加规定了法院的告知义务以及具体履行告知义务的法院，保障了当事人以及近亲属的会见权能够切实得到落实。这一规定显然保障了死刑犯与其近亲属在死刑执行前能够“见一面”，具有非常积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但笔者认为，按照一般法理，强行性法律规范的规则结构应当为“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第二性义务）。”责任的存在，是为了增强义务履行的强制力与威慑效果。因而，为了增强规定的强制效果，还应当增加相关责任或处罚规定，即在死刑执行前，如果人民法院违反_『这一规定，使得死刑犯与其近亲属的会见权没有得到有效行使与保障，应当给予相关责任人员以比较严厉的处罚。这一规定虽然无法弥补本案死刑犯与其近亲属未能会见的遗憾，但对提高办案人员的责任心、保障以后死刑案件会见权的顺畅行使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