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初创时期主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但只强调权利的行使而没有确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就会导致滥用权利。其中，反垄断法的建立是约束知识产权行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问题不仅是西方反垄断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是近年来反垄断法理论和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我国，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经济法学界和知识产权法学界的足够重视。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许多国外大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如微软利用其软件著作权所进行的垄断行为）都是同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行使分不开的，因此建立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法律制度对于保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然使我国的企业被更多地推向市场，它们可能会遇到对在国内市场上其他企业（包括跨国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策，而它们在国外市场上的行为却处处受到严格的反垄断法控制的问题。无论出于维护国内的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还是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我国的利益，我们都要建立起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法律制度。
二、若干国家和地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美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
美国在协调知识产权法与反托拉斯法的关系以及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控制方面，立法、判例和执法实践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涉及知识产权人不正当行使其权利的问题上，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国会也就相关方面进行了立法，如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专利权滥用修正法》。该法的规定成为修改专利法第271条的规定，在其中增加（d）款（4）、（5）二项。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司法部对于知识产权授权行为的审查是以著名的“九不”（the“Nine No-Nos”）原则为基础。这种原则在其后被正式纳入行政规则（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之中，成为正式的审查标准。但到80年代，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司法部便逐步放弃了“九不”原则。在司法部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中就专门有“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内容，其中便已放弃了“九不”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