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尔巴哈之后，又经过了100年（1906年），贝林创立的构成要件论才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实质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本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里的法就是指刑法分则，法的明文规定就是指刑法分则对构成要件的规定。这个意义上的构成要件是具有分则性的、特殊的构成要件，而不是指总则性的、一般的构成要件。贝林强调刑法分则的重要性，认为除掉刑法整个分则，根本就再也没有刑法；脱离了刑法分则构成要件，所有刑法性思考都会陷于空洞。[12]贝林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一种刑法思维的方法论：在定罪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某种行为在刑法分则中有没有明文规定，如果没有明文规定，不用再考虑其他因素；只有在刑法分则具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接下来考虑行为人对这一行为是否应当承担罪责。而刑法分则对具体行为的明文规定，就是以构成要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法是否有明文规定的判断，就转化为是否存在法定的构成要件的判断，而法定的构成要件也就成为可罚性的实体性根据。贝林指出：立法者首先已对所有人们的行为给出了特定的形象、类型、抽象的法律形式指导，这些东西指示着具体的犯罪类型（“谋杀罪”、“盗窃罪”等），还指示着这些类型彼此之间的价值关系。按照立法者的意志，这些东西同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即为符合上述形象之一的行为（非类型性行为），就不具有刑罚可罚性。[13]

　　贝林强调构成要件是一种类型，犯罪是一种类型性行为，认为“类型性”是犯罪的一个概念性要素。[14]我认为，这里的类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模型，它是一种立体的、抽象的实体性概念。将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特征的文字性描述，转化为具有实体性的构成要件，从而使犯罪更加容易把握和判断，这就是构成要件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关于构成要件在刑法功能中的价值，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指出：以犯罪为理由对犯罪人施加刑罚，从而维护国家秩序，这是刑法的任务。就是说，刑法要求一方面应保护国家的法益，另一方面则应保护个人的自由。构成要件就是平衡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表现，好像可以看作是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似的情况。[15]这里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是指力的合成符合的规律，两个分力是平行四边形的两个临边，合力必须是该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把维护国家秩序与保护个人的自由当作两个分力，那么，构成要件就是由上述两个分力形成的四边形的对角线，它规定着合力的大小和方向，起到了平衡与调节作用。构成要件制约着违法，同时也制约着责任，构成要件的调整对维护国家秩序和保护个人自由这两个刑法功能都会发生影响。由此可见，构成要件对于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重大调节作用。

　　应当指出，贝林的构成要件是事实的而非价值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形式的而非实质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贝林的构成要件论饱受非议之处。但在这种观点背后仍然体现了贝林意图通过构成要件限制司法权从而实现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诉求。对此，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指出，依贝林的构成要件论，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基本轮廓。这一概念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但是，贝林认为，构成要件仅仅是客观的、记叙性的，它排除了规范要式和主观要素。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一种概念的、形式的观点。这在理论上，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必然结果，在其背后，存在着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的思想。认为在刑事司法中必须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的罪刑法定主义，必然地要求着纯客观的、记叙性的构成要件，即使不能完全实行，至少也不能否定这种倾向。[16]

　　贝林的构成要件论具有明显的存在论、形式主义的特征，在当下规范论、实质主义流行之际，贝林的构成要件论似乎不合时宜。但是，规范论也是以存在论为前提，并且经历了存在论阶段才发展起来的。贝林通过构筑客观的、形式的构成要件论，对中国刑法学来说，是时之宜者。可以说，贝林的构成要件论正是罪刑法定的理论基础。正如我国学者指出：贝林认为应当首先确定判断的模型和标准，事实判断应当优于价值判断而先行；同时，他还竭力主张行为只有具备该当犯罪类型的轮廓时才能被处罚，这里的该当犯罪类型就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行为不具备这一特征，即使具备违法性和有责性（事实上也不可能具备—引者注），行为人仍然不能受到刑事追究，这便是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的形式化特征。显然，贝林力图通过维持构成要件的事实性与形式性以达到使构成要件客观化的目的，最终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建立排他性的映射关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