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过渡期后遇到的新问题
从2001年我国正式被批准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这5年左右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惊人，综合国力也逐步提高，可以说入世对中国的推动起到了一定积极效应。
然而，随着入世后5年的过渡保护期的结束，2006年年底到2007年中国企业和政府经受了不小的考验。[2]先是2006年底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不满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政策措施，针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机制”，主要是《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对中国提起了争端诉讼。[3]之后，美国与墨西哥于今年2月分别就我国给予境内企业采购本国产品或者是满足特定出口实绩给予税收优惠的措施，向我国提出关于“给予退税、减税或免税或其他支付之特定措施”案。[4] 其后，美国于今年4月10日再度分别对中国提出两个案件，一是就中国对于著作权及商标权保护不力，主张中国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规定，提出“中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措施”案，[5]日本、加拿大与欧盟也要求加入本案咨商；另一个案件则是“中国影响特定出版物与视听娱乐产品贸易权及分销服务措施”案。[6]
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就遭受到如此多的“诽议”，[7]值得我们思考。这些接二连三的案件，对于我国来讲莫过于当头一棒，尽管对于诸如知识产权等问题，我国一再表示希望通过磋商予以解决，但是美国还是一意孤行诉诸专家组程序，为此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强烈不满。[8]
从这些情况看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入世的保护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已经需要尽快进入角色，摆正自己的位置，面对林林总总的挑战的时候到了。5年过渡保护期的结束带来了诸如引论中提到的新问题，我国如何能够更好的正视自己现在的能力和身份，如何才能更顺利的解决过渡期没有解决好而现在又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联想到“复关”和“入世”途中对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安全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只有把现在我国遇到的越来越多WTO体制下的贸易摩擦问题提升到涉及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予以重视和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国家经济安全与我国的需要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或者说是国家安全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是国家安全主要领域之一和基础。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冷战时期的特殊背景，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到1970 年代，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遇到了挑战，于是一批日本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国际经济安全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并被逐步融入国家政策之中。由于学术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时间还不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确实也是一个颇为抽象的概念，因此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国际上，美国学者曾对经济安全下过一个“双重定义”：“首先，经济安全使一国面临可能威胁或妨碍其经济利益的事件、事态发展或行动时能够保护那些经济利益。其次，经济安全赋予一国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经济环境的能力。”[9]在我国有的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经济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和对内对外经济关系，运行平稳、正常的状态”；[10]有的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破坏威胁的状态”；[11]有的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等等。[12]
在表面上看，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表述不一。其实上述各种表述均有其合理的重叠部分，其差异部分完全可以作为特殊问题而忽略。在一定的意义上，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价值体系的当然内容之一，在本质上是一个在规避风险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效益的问题。是关于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否继续有效实现对本国经济的管理，国家经济命脉是否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是否会中断，国民经济作为整体能否有效抵御来自外部的冲击，尤其是如何防范长期积累的国民财富免遭在顷刻之间大量流失的问题。综合各种学说，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单单对国家经济安全作简单的静态界定，从其表面含意来讲，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状态，即为一国经济处于这样一种稳健的状态，但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其具有特定的含意。简单的说，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全球格局、保障国内经济系统有效、持续稳定地增长的状态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