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我国的民事审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马锡五”方式的广泛影响力特征，显然，这种模式有异于韦伯的“形式合理”的类型。从重视调解、不拘形式等方面来看，它实际上与传统的诉讼方式有更多的共通之处。因此，我国民事审判不重视程序、漠视程序价值、摈弃形式正义的传统实际上是延绵至建国之后。
尽管随着我国民事审判对“规范化”、程序化、形式化的要求不断提高，尤其在我国一些大城市更有所进步。但是，如果分析整体的状况，那么事情就很复杂了。因为我们还要把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基层。无论从幅员还是人口方面来看，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探讨法制改革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从民事审判来看，“送法下乡”、“炕上开庭”等现象，实际上构成我国独特的景观。在这种基层民事审判的实际运作中，国家法律以什么样的姿态实现与现代文明与市场经济接轨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比如，韦伯所称民事诉讼中“形式理性”的成分，在我国基层审判中更为式微，这成为研究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四、对形式合理性的期待
我国在实现市场经济转向后，法律领域面临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如何重构以回应这种转向的问题。而从韦伯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与形式合理的内在关联，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问题的新视角。本文不准备提供一个应然的论断，即我国法律是否也应实现一种形式合理的重构。具体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问题，就是是否应该抛弃客观真实而追求法律真实，或形式正义是否就优于实质正义的问题，更深入地说，是否要以形式合理作为我们重构民事司法的制度的核心等。
从本质上讲，法律程序是为促进独立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而设计的，这些价值包括参与公平、保障个人人格尊严等。一项法律程序是否具有合理性，不能单纯依赖它是否能够产生正确的结果，而在于是否能够保护独立的内在价值，因此，“从旨在规范民事审判的法律规则，应当发挥其公平竞赛或公平游戏规则的作用。”[11]在民事审判过程中，程序参与与程序对等和法官中立等一系列程序规则导督下认定的事实是合乎正义的，也就是说，严格按照正当程序的审判结果被视为合乎正义的逻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真实就其主流与程序真实的要求也是一致的，所以民事审判的本质属性就是程序真实，或者说形式的合理性。而建立在程序至上的民事审判，在我国也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我国勃兴的对民事审判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探讨，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暗箱操作等不规范司法权异化现象难以杜绝的痛恨和恐怖，对程序公开、透明、公正和正义的渴盼和期待，以及人们对“法治是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的”共识。因此，形式的合理性在我国具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