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传统法律中形式合理性的缺憾
形式理性的法律在我国传统中没有出现。韦伯在他的着作中对传统的中国社会予以很大的关注。他认为，传统中国“追求的是实际公道，而不是形式的法律”，并且“法律的形式主义遭到拒斥”。[8]前述我国老百姓对“正义预期”的问题其实也正肇源于此。
韦伯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在中国传统形式主义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他还举了二个典型的案例以资说明。[9]“这种形式主义的法是可预计的，在中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有一个人把房子卖给另一个人，过些时候又去找买主，请求收留他，因为他在这期间变穷了。倘若买主置中国古老的帮助兄弟的戒律于不顾，神灵就会陷入不安，因此，落魄变穷的卖主作为强行租户又搬到房子里去住，不付房租。应用这种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经济行为的；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一台机器让人可以预计的法。应该说，韦伯对西方现代法律的形式理性的认识及其这种形式主义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互动以及中国传统法律不具备形式主义特征的把握，已经具备了深刻的洞见。但是，是不是非此即彼，即韦伯所称的另外一种类型，所罗门式的“卡地法”(Kadi-Justiz)呢？黄宗智等许多学者认为并非如此，它更接近韦伯理想类型中的另外一种合理性，即他认为在历史中没有存在过的“实质合理性”。确切地说，我国传统法律的核心是秩序。这里的传统法律指的是“儒家化”后的法律，这种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儒家的伦理和礼教。“定分止争”和“教化风俗”是我国传统法律的两项根本任务。具体地说，“在儒家心中的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支柱。”[10]因此，我国传统法律完全为儒家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
从学理上考察，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权利在我国传统法律中是找不到的，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完全可能表现出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效果。法律的宗旨在于维护一种秩序而不是保护个体的权利，没有超越秩序之外的个人权利自治的空间。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我国传统社会无法产生出西方那种形式理性的可预测的法律制度。
形式主义的法律出发点在于解决纠纷，具体体现在法律程序中（诉讼等）当事人可以进行理性的选择，合理的计算以达到可预测的效果，其前提则是当事人可以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对权利的处分是合理选择、计算以及讨价还价(Bargain)的基础。因此，传统中国无法产生出形式合理的法律，在民事案件着眼点还是在于一种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