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Rationality)是韦伯法学思想的核心，从属于社会学范畴，他把合理性析分为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或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指的是一种排除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形式的、客观的合理性，表现为整体、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目的上的可计算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是由理想信念（如道德、宗教、政治等）出发，从终极价值系统演绎出来的活动规则，表现为强调目的和结果符合基本价值原则。
基于对上述两种理性的分析，韦伯认为，西方现代法律的形态为形式合理的法律。而实质合理的法律在历史上没有对应的类型。“以形式合理”为特征的法律理想类型是这样一种类型：其法律表现为一种逻辑一致的抽象规则的结构。根据这种结构，能够认定案件和问题中的有效事实，并解决这些案件和问题，而且，韦伯进一步认为，这种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作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类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活动有内在的逻辑关系。[6]这种形式合理的法律摆脱了从追求目的结果价值的羁绊，提供了一种可以计算并预测结果的体系。从司法的角度上，司法的任务就在于把一般法律规定应用于特殊情况下的具体事实。同时韦伯还认为：司法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象机器一样合理地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个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法律后果的可能性。[7]从司法的角度而言，司法的任务就在于把一般法律规定应用于特殊情况下的具体事实。司法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象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个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形式合理的法律为市场中经济活动合理预测、预算、合理计划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措施。
前面谈的“法律真实”，其核心理念就是法律的形式合理。形式化的法律在司法中表现为严格的、形式的程序主义。这种程序本身不依赖于价值目标、道德信念等支撑，也不依赖于结果的实质正义。在程序中，“事实”被严格限定于法定程序中建立起来的事实，即法律真实，而经过程序操作也包括程序中技术性的剪裁而建构起来的事实，即法律真实才是法庭承认的事实。
现代西方法律表现出的形式化的特征，它的代价是可能牺牲个别具体案件的实质结果的正义。因此，如果从实质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就是非理性的，其结果将背离实质正义的目标。但是它却获得了一种价值中立的、可预测的系统，这正是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确切地说，这正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