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举证责任、审限等规定，在司法机关没有出现程序错误的情况下，他们要自己承担判决“实体错误”的风险，这也是现代司法制度中“程序正义”的题中之意。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参与诉讼的当事者接受了即使是自己不满的结果--因为他确信自己在诉讼中依法获得了充分的机会，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法院公正地据此给予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失去了客观的依据而只能接受。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理由，而是从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但正是从这个角度，有的学者提出了习惯于重视实质正义的中国老百姓能不能接受的问题，并认为这一原则的改变将从本质上改变我国老百姓对我国司法和司法公正的一种预期，这无疑揭示了一个严峻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法制现代化”内在困境，即通过移植等方式实现制度层面的重构，容易忽视中西法律系统的历史差异性。这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预设了“现代化”统一模式的理论前提，由此并做出的优劣对比或者应当如何的判断，至少从方法论来看是不够慎重的。
二、形式合理性的优越性
与我国传统诉讼制度比较来看，关注“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是西方现代法律的一个显着特征。那么，这种特征，或者说对法律程序化、形式化的认同和接受是否与西方现代化法律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甚至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法律形式化的特征正是西方法律现代化的一个显着特征？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对现代西方法律的社会学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理解途径和观察视角。
在探讨法律现代性问题时，韦伯在方法论上坚持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运用。韦伯认为，社会活动变动不居，无法用确定的方法对之进行分类，也无法囊括，但是，可以通过深思熟虑构建的模型即“理想类型”作为出发点来理解具体的社会活动。[4]韦伯把历史上存在过的“合法性”(Legitimacy)统治形式分为三种纯粹的类型：合理的(Rational)、传统的(Traditional)和魅力的(Charismatic)三种类型。[5]这里的“合理性”，强调了统治者统治的依据以及被统治者接受、服从某种秩序的动机。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的，即第一种类型。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统治的被接受，是基于相信制度和程序等必须合乎法律的前提，而统治者也是在法律规制下才享有发布指令的权利，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法理型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