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奉行议会至上的、成文、刚性宪法的国家，上述观念也极为流行。在加拿大，”司法审查已成为加拿大宪政的既定特征，“但是，”有人说，我国宪法的一条根本原则是，立法机关至高无上，法院必须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得对立法部门进行‘事后品评’“{3}（P.35）在法国，由于受卢梭”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的影响，一直反对司法干预立法，审查国民议会制定的法律。认为如果允许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审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主权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无异于允许它违背”人民“的意志，这与议会至上乃至人民主权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这种浪漫理论，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如意大利、德意志、比利时等，都反对由议会外的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日本为例，日本国宪法（1946）一方面明确规定代表机关的最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授予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权。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为国权之最高机关，并为国家之唯一立法机关，“接着在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看来议会至上与司法性宪法监督并非不可调和。我们应该承认，任何权力都是有限度的，绝对无限的权力是不存在的。就英国议会而言，它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外，还有一些它不能做的事情。比如它要受1706年《苏格兰条约》的限制，不能制定某些法律：还要受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的限制，英国议会在日常立法和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忠实地保护着宪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并通过积极的法律调节活动，使宪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历久不衰。英国议会的自我调节活动，是在英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于英国宪政道路的成功，一般人很难理解 ，维尔（Wherea）在《现代宪法》一书中将其归结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经验主义、保守主义谦虚、独立性、责任感等。但是，他又指出，英国宪政道路的成功并不具有一般意义。尤其是，议会主权的信仰给现代立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议会自身得不到限制。在议会主权下，很难想像议会会制定一部法律来限制自己。也就是说，法律主权已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只有通过政治的主权即公意、选举等来制约，而政治主权对法律主权的制约，可能意味着政治的动荡，就连戴雪也没能恰当的解决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议会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之间的潜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在现代显得尤为明显。因此，英国的议会主权原则不能作为现代立宪国家的榜样。同样，我们也不能视议会至上为理所当然。议会只有在宪法为其设定的界限内才是至高无上的，它不能超越宪法为其预定的界限。宪法至上是民主宪政的根本原则，是法治社会的当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