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抑制商业登记法过度公法化的趋势
各国商业登记法渗透了公法因素的私法规范，却不是纯粹公法意义上的商业登记法。我国古时就有在官府登记的传统，目的是为了便于国家征收税款，而很少重视登记信息的公开，也很少关心对企业、相对人和公众利益的保护。我国现行商业登记法延续了这种传统，私法规范严重缺失。笔者认为，即使承认我国商业登记法中的公法因素，也应将其视为“弱公法因素”。
我国学者虽将商业登记视为行政许可，但在行政许可的本质上，学术界存在解禁说、赋权说和折中说之分；在行政许可的种类上，亦有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和登记之别。不同种类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的强度存在差别。如果将商业自由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秉持商业自由原则，行政许可所依托的解禁说、赋权说或折中说就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为了实现营业而申请行政许可的，登记机关也应给予宽松对待，就此而言，商业登记只是一种弱公法现象。商业登记法的过度公法化，淹没了商业登记法的私法属性。我国立法者应在尊重商业登记法私法规范的前提下，减少其中的公法因素，妥善处理私法和公法规范的关系，避免私法和公法规范界限模糊的状况。
3、发掘商业公告制度的积极作用
商业登记旨在揭示企业及其营业的真实状况，信息公告无疑是商业登记法的核心内容。在当今社会，随着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各国在坚持商业公告传统规则的同时，不断调整信息公开的手酸，甚至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我国商业登记法却正在朝向“重登记、轻公示”的方向发展，有些行政法规甚至废弃了信息公告的规则，这种状况引发了有关商业登记效力的重大争议。
严格地说，社会公众对于登记信息和事项的了解，主要是因为登记机关公示有关信息和事项所致，而不是基于申请人办理了商业登记的事实。否则，即使获准登记的事项，也未必为相对人和社会公众所知，也应产生约束力。我国商业登记法不仅应当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规则，还应明确规定社会公众有权查询的信息范围。在实践中，交易相对人通常只能查阅登记事项，却不能查阅与登记事项有关的辅助文件。有些当事人为了获得企业信息，甚至要疏通门路，这在客观上形成了登记机关的职务特权，容易诱发复杂的社会和法律问题。面对如此情况，我国应结合电子化社会的实际状况，在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的同时，适度地调整现有的公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