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一：“自立犯罪帮伙”模式：“家庭管教不当、学校管教不当、同龄群的不良交往、不良的生活环境→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亚文化影响、共同兴趣和同龄群影响→犯罪帮伙→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获取所需的财富和地位”。该模式类似于不同机会理论所说的“冲突帮伙”的形成模式。《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通过对深圳市宝安区和光明区一些犯罪组织的调查发现，那些成立犯罪帮伙的外来的未成年人，即使进入了监狱仍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在帮伙中和实施违法犯罪过程不但生活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包括本地人的尊重，一改以前为找工作到处游荡和遭“白眼”的日子。
模式二：“主动加入犯罪帮伙”模式：“家庭管教不当、学校管教不当、同龄群的不良交往、不良的生活环境→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满足安全感、寻求归属感、同龄群鼓励或诱惑、逞强好胜的动机和目的→加入犯罪帮伙→实施违法犯罪或满足心理需求”。根据对“黑龙会”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分析，学生加入“黑龙会”的原因主要有：（1）获得归属感；（2）满足安全感和逞强好胜心理；（3）同辈群体的鼓动。[18]根据记者调查，在四川省泸县“新龙会”案件中，学生加入“新龙会”目的更简单，就是为了不受欺负或受欺负后有人出气。
在这种模式中，未成年人涉黑涉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生活环境中有成熟的犯罪组织，而且与未成年人有一定的联系，这促使了未成年人有机会接触犯罪组织，直至最后加入；另一方面，未成年人与家庭、学校、正常同龄群的社会联系弱化或被阻断，尤其是在“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身上，表现尤为明显。美国犯罪学家赫希（Hirschi）认为，少年犯罪是个人与传统社会组织的联系弱化或破裂的结果，同家庭、学校、同龄群等社会团体保持紧密联系的少年实施犯罪的可能性较小。[6]如果未成年人与社会的联系尤其是与父母、学校的联系变得薄弱或者被阻断，且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的精力、时间运用到正式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上来，他们就可能会走向犯罪，如果他们与不良同龄群的社会联系不断得到强化，且不能得到很好的引导的话，加入犯罪组织实施违法犯罪的概率就较大。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在对未成年犯和父母、老师关系的调查中，认为父母尽到监护和抚养责任的选项中，“不好”和“不好说”分别占13.23％和18.75％；有31.89％的未成年犯恨过父母，在怨恨父母原因的选项中，“不够理解我”占38.40％。特别是和老师的关系中，“一般”和“对立”分别占61.01％和11.01％，二者加起来高达72.02％。在是否会选择重新回到学校的选项中，“不会”和“没想好”的分别占37.81％和33.05％，二者加起来也超过70％。很多未成年犯在回答网络聊天、交友目的的选项中，“缓解压力找人倾诉”的占49.83％。 [11]这说明无论是在“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加入犯罪组织的过程中，家庭、学校教育和管理失误或不足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