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黑恶势力有向校园渗透的趋势。在校中小学生被拉入犯罪组织，或者仿效港澳台黑社会犯罪形式，组织成帮派式的犯罪团伙，有组织地实施针对学生或其他弱势群体的违法犯罪活动，即所谓的“少年黑帮”。典型的远如2001年四川省泸县警方破获的由近百名在校学生参加的“新龙会”涉黑案，“新龙会”以学生为主力，普通成员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4岁，该组织在乡镇设立分支机构，从事拦路抢劫、盗窃公私财物、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在当地的学校和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和恐慌。近如广州的“黑龙会”黑社会性质组织拉拢60多名在校中小学生作为其组织成员。
（四）城乡结合部和新兴城镇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易发，人口成分复杂的地区问题突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克利福德·肖（Clifford R. Shaw）和亨利·麦凯（Henry D. McKay）对当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芝加哥市的犯罪生态及与犯罪生态相关的青少年帮伙进行了调查研究。肖和麦凯在《少年犯罪与城市区域》中指出，城市中存在一些少年犯罪率高发的区域（delinquency area），这些区域是工业区或商业区与工人居住区之间的流动人口率高的过渡区。究其原因，这是这些区域人口成分不断变化、外来文化的遭到瓦解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结果。这种社会环境有利于少年犯罪团伙和有组织犯罪滋生和栖息。这一经典研究说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乡过渡区域（结合部）和新城市化（城镇化）区是未成年人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尤其是少年帮伙容易产生的区域。
在当前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这种犯罪现象也较突出。在我国城市化加速的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丰台区“浙江村”就是典型的一例。位于“木樨园”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以浙江省乐清市人批发服装为主，在这一“村”里滋生了多个以地缘结合的帮伙组织，其中大量外来未成年人参与其中，结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13]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滋生的“黑龙会”也是典型一例。该镇本来只是白云区的一个近郊城镇，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竹料镇带地价上涨、工业繁荣，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蜂拥而至，基层组织面对突然而至的机会没有管理经验，而黑恶组织却从中看到了大量利益，趁机得到了发展。根据相关调查，经济发展速度快、外来人口集聚的城郊接合部或新兴城镇的未成年人犯罪要远远多于老城区。对1793名未成年犯调查发现，住在乡村的占52.21 ％，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占25.43％。而来自山东的数据统计，在押未成年犯中犯罪作案地点属于“城乡接合部”、“新兴城镇”的占72.29％。 [11]
从社会管理和家庭教育的视角来看，人口成分复杂的城乡结合部以及新兴城镇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之所以高发，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区社会管理薄弱，管理上的真空间接促使了黑恶势力的滋生；另一方面由于此类区域存在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当地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遭受到了破坏，加上外来人员往往忙于工作而忽视对子女的管教，其子女易于发展成为“边缘少年”或“问题少年”，进而容易结成帮伙或加入犯罪帮伙。同时当地的一些未成年人也会受到治安状况下降和辖区中违法犯罪增多的影响，逐步向“问题少年”或“边缘少年”发展，乃至成为黑恶组织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