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冲突的角度看，大众舆论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其实很反常，因为并非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能从声讨“钓鱼执法”中获得好处。私家车主和“打车族”普遍抗议“钓鱼执法”是可以理解的，前者担心“钓鱼”会“钓”到自己头上（尽管这种担心被夸大了）；后者担心黑车数量减少会让他们出行更不方便。但为数更多的“公交车群体”却可以因“钓鱼执法”而受益，为什么网络上没有他们的声音？除了“打车族”和“公交车群体”有大量交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那些只乘公交不打车的人们多数经济拮据，因此少有机会接触网络。出租车司机的声音也不大容易出现在网络上，每天工作12小时已精疲力竭，哪有余暇发表网络言论。这一事实似乎表明，网络本身的选择性也是少数意见消声的原因之一。倘若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谴责“钓鱼执法”的舆论也许没那么强大。但这仅仅是个推测，真实的状况并不与之完全相符。据我所知，即使那些因“钓鱼执法”而潜在受益的人们也对“钓鱼执法”颇有怨言，但这个现象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们的正义感或情绪化。
舆论的“一边倒”不单纯是网民和媒体的问题，薄弱的执法公信力一早已隐含了这种风险。如果执法机关的大众口碑一直不错，偶尔出现的执法失误就很容易获得谅解；但当政府执法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即使那些无法以合理成本避免的失误也可能被媒体拿来大做文章，甚至会激发网民汹涌如潮的谴责和唾骂。2006年之后，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机关借助政府“60号令”和“有奖举报”而大大提高了执法力度，但在规范执法行为方面却显然着力不多。对“钩子”引诱合法车主的行为，不仅未加防范，反而袒护和纵容。其结果就是，查处黑车的数量显著增长，执法公信力却日渐薄弱。事发之前，许多“错钓案”受害人投诉无门的事实早已广为人知。不仅如此，近年来政府执法在许多领域都暴露出严重问题，暴力执法、强制拆迁、刑讯逼供、对食品、药品监管不利等执法事故层出不穷，在损害政府执法形象的同时，也在公众心理上留下了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口。“钓鱼执法”事件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发泄怨气的出口，这些怨气可能不完全来自于“钓鱼执法”。“罚款经济链”被曝光之后，“钓鱼执法”更是触犯了众怒，所有人都会在想：那超过8亿的巨额罚款都到哪里去了？
事后看来，舆论的“一边倒”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在多数意见的压迫之下，少数意见就逐渐沦为“沉默的螺旋”。[26]上海有关方面的话语权受到无形的压制，其决策空间也被大大压缩。就影响政府决策而言，如果舆论是正确的，“意见气候”就是建设性的；如果舆论错了，“意见气候”就是破坏性的。所以，当舆论制造者的知识和技能尚未达到应有水准的时候，“舆论监督”充其量是个中性的概念。
（三）相关部门的失误
事发之初，上海有关方面虽已感受到媒体舆论的压力，却依然宣称其执法方式有理有据并否认执法失误。[27]尽管事后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考虑到当时的处境，有关方面采取这种强硬姿态并不令人费解。媒体对“钓鱼执法”的抨击越是上纲上线，承认“钓鱼执法”的压力和责任也就越大。一旦将“钓鱼执法”与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和谐联系起来，那么承认“钓鱼执法”就无异于政治自杀。避免引火烧身的最佳策略就是矢口否认，否则，后退一步可能全线崩盘。因为按照舆论的逻辑，只要承认执法失误，就不仅意味着“钓鱼执法”确实存在，而且意味着“钓鱼执法”确实不合理。让政府决策者忧心的问题是：一旦“钓鱼执法”遭禁，黑车市场可能完全失控的局面该如何应对？过去几年那接近8万次的行政处罚又当怎样处理？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上海有关方面坚持强硬路线其实只是“按理出牌”。即使清楚利用公权力打压“错钓案”受害人并不合理，但为了保全上海市政府的执法形象，为了避免各种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以及为了拯救一种有效率的执法方式，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然而，上海有关方面却显然低估了媒体舆论的力量—随着媒体报道的逐步深入，“错钓案”的主要情节以及隐藏在案件背后的许多秘密已被逐渐澄清，此时抛出一个否认“钓鱼执法”的核查结果就难免有耍赖之嫌。[28]更严重的失误却发生在核查结果遭遇央视唱出的对台戏之后。[29]在强势媒体的压力之下，上海方面坚持一月之久的“强硬路线”彻底逆转，仅一天之后就决定对“10·14事件”重做调查，继而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道歉、退车、撤销行政处罚、承诺赔偿、败诉、追究责任乃至最终叫停“钓鱼执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钓鱼执法”全面遭禁，“后钓鱼时代”更为严峻的执法危机却接踵而来。
上海有关方面之所以在“钓鱼执法”事件中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是因为自始至终没有掌握话语权。有关部门负责人几次面对媒体记者的发言都相当失败，他们利用上海市政府规章（第60号令）来为“错钓案”打掩护，[30]却轻率地放弃了争夺法律依据和法理制高点这两块重要阵地，结果不仅没有筑起“钓鱼执法”的防御工事，反而扩大了媒体舆论的打击范围，致使“钓鱼执法”连同政府规章一并暴露在媒体火力之下。
上海有关方面的宣传策略也明显失误：因受控于-种非此即彼的逻辑—要么强硬，要么退让—而忽略了在两者之间寻求妥协的可能。“钓鱼执法”本不是铁板一块，它可以被分割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放弃“B型钓鱼执法”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却不该把“A型钓鱼执法”也拉来陪葬。倘在事发初期，上海有关方面就组织舆论把两种类型的“钓鱼执法”划清界限，并引导公众和媒体将所有怨恨向“B型钓鱼执法”发泄，结局也许会全面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