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5年，为征集新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获得召集，代表包括贵族、僧侣、骑士和平民。由于代表性的结构性扩展，这次会议被认为是英国现代议会的重要起点。新的代表构成逐渐作为一种宪法惯例获得确认。在运用宪法性文件和议会形式与国王展开的斗争中，贵族权力一再得到扩展，甚至发展到废黜国王的程度，这就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预伏了政治基础。在新的会议代表构成中，社会既有的等级和阶层的界限也日益得到凸显并日益按照“贵族-僧侣”和“骑士-平民”的界限形成各自的政治组合，由此构成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政治与历史基础。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发动的针对国王和旧贵族的革命。作为共同的革命成果，英国议会的历史性的政治结构获得保存和延续。经过克伦威尔专政、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英国议会主权最终获得确立，议会垄断立法权的现代宪制原则被普遍接受。经过18、19世纪的政党斗争、宪章运动和民主化，借助1911年和1949年的两次议会组织法，英国下议院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优势，从而最终完成了英国政治的民主化。
与英国的自然演进式的议会历史不同，美国议会更多建立在理性论辩和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上。从以独立为目的的大陆会议到以联盟为目的的邦联议会再到具有明确的国家化指向的联邦议会，美国议会的建立同时受惠于英国议会经验和欧陆政治理论。法国在不断的革命与宪法变迁中就在一院制和两院制之间徘徊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行过一院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具有一院制的特征。不同的议会史就是不同民族建构自身之现代立法权的生动过程。
通过上述关于议会简史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第一，议会是阶级斗争理性化的产物，每个民族需要从英国议会经验中学习的除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议事规则之外，还需要学习其将社会冲突制度化的政治智慧。阶级/阶层斗争是人类政治经验中的常态，如何化解则考验着人类的政治理性能力。英国经验是通过宪政民主消化吸收社会冲突的典型。中国社会目前处于社会利益多元和冲突加剧时期，如何运用议会形式和代表性程序进行政治和社会安排，是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