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互联网上裸聊牟利的，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吗？
如果A以牟利为目的，传播淫秽光盘，显然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罪。假如B女在互联网里，与他人裸聊，收取费用的，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吗？很显然，二者都向他人传递了淫秽信息，这是相同点。不同点在于，前者的淫秽信息的具体内容储存在光盘之中，通过光盘这一载体淫秽信息得以固定、存在，而就后者而言，虽然在裸聊的过程中，裸聊的双方均受到性的刺激、获得性欲满足，但是这种淫秽信息是即时存在的、并没有一定媒介作为载体固定下来。究竟是相同点重要还是不同点更重要呢？假如C在互联网里，设置链接，将储存在自己电脑里的淫秽电影文件挂在网上，供他人下载，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罪，如果C收取费用，可以判断为主观上具有牟利的目的，则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认为放置在互联网上的淫秽文件，与传统的光盘、录像带等为载体的淫秽电影等，只是淫秽电影等的储存方式不同，二者都为”淫秽物品“所涵摄。将C与B相比，二者的相同点仍然向他人传递了淫秽信息，不同点仍然是C案里的淫秽信息的内容是有载体的，以数据文件的形式存在互联网服务器电脑的硬盘上，而B案中的淫秽信息是即时的，没有被固定下来，一旦B女穿了衣服，所有带给裸聊对方的淫秽信息立即消失，不复存在。
如果这种传递即时性的淫秽信息，收取费用的行为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D女与他人不是在互联网上，而是直接面对面的裸聊，收取费用的，也应该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因为二者之间除了利用互联网将裸聊的双方从浩瀚人海拉近之外，再无任何区别。在这种思路上继续推理，则会得出以下结论：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成立组织淫秽表演罪，而实施淫秽表演的演员，如果以牟利为目的，则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没有以牟利为目的的，则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罪；狂热的球迷冲入中超球场上裸奔的，也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罪，诸如此类。但是，上述行为从来都不认为成立此种犯罪。
因此，淫秽信息借助某种介质被固定下来成为判断其为”淫秽物品“所涵摄的关键。相应地，互联网上裸聊牟利的，不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互联网上裸聊的，也不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罪。
3.组织或者强迫男性向同性提供性服务的，成立组织或者强迫卖淫罪吗？
《刑法》规定，”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成立组织或者强迫卖淫罪“。对于问题案例，需要判断的是男性是否涵摄于不法类型中的”他人“，以及以牟利为目的，男性向男性提供满足其性欲的服务行为是否属于”卖淫“。在通常情况下所发生的基准案例表现为以牟利为目的，组织或者强迫女性向男性提供满足其性欲的行为。将问题案例与基准案例相比，相同点”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提供性服务“。不同点在于：在基准案例中，提供性交服务的是女性，接受性交服务的是男性，而在问题案例中，提供性交服务的是男性，接受性交服务的也是男性。但是，如果男性以牟利为目的，向女性提供性交服务的，与通常情况下的基准案例相比，只是出卖性交服务的主体由女性变成了男性，其余的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认为这是卖淫。能否承认男性向男性以金钱作为代价而提供性交服务的，也是卖淫呢？人们之所以提出”男性向男性以金钱作为代价而提供性交服务的，是否属于卖淫“的疑问，是因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仍然沉浸在卖淫只能是男女之间才能发生的苟且之事的迷思中，而没有意识到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没有意识到社会现实中存在”同性恋“这一非主流的性爱生活。只要认识到同性之间也可以发生性交如肛交，就会认识到”组织或者强迫男性向同性提供性服务的，同样成立组织或者强迫卖淫罪“。其实，从语义解释上得出这种结论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理由将”男性“排除在不法类型中”他人“之外，没有理由认为”男性以牟利为目的，向女性提供性交服务的，不是卖淫“，也没有理由认为”男性以牟利为目的，向男性提供性交服务的，不是卖淫“，同样地，组织或强迫女性向女性提供性交服务的，也成立组织卖淫罪或强迫卖淫罪。
（二）从规范目的上加以实质分析
1.未领取结婚证，一男两女（或一女两男）同时举行婚礼，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成立重婚罪吗？
根据《刑法》规定，所谓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刑法解释，必须考虑刑法用语在法律体系中的意义。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因为我国实行结婚登记制度，没有履行结婚登记手续而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被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所以，从语义上看，结婚就是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取得结婚证，配偶就是取得结婚证的彼此的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