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身与心的分野中，乡村丧礼还有助于沟通身心两个世界，是两个世界相互联系、彼此沟通的一根重要纽带。身心两个世界，就是每个人都生活于其中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所谓此岸世界，就是现实的、热闹的社会生活世界；所谓彼岸世界，就是内在的、飘渺的、甚至是虚拟的精神生活世界。村民们的此岸世界，主要就是种地、打工、吃饭；村民们的彼岸世界，据我的观察，大体上就是由各方神灵、各路菩萨主导的。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们虽然也能够感知到神灵的存在（譬如灶神、土地神之类），但是，只有在传统的丧礼中，尤其是在法师做法事的特定语境下，在激越的锣鼓声与舒缓的念经声里，村民们才会强烈地体会到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联：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刹那间就成为了一个虚拟世界中的人，他（她）的亡灵，在法师们的引导、护送下，正行走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途中。两个世界之间如此形象、如此逼真的对接与转换，也许只有通过法师主持的传统丧礼才可能烘托出来，并直观地进入村民们的信仰世界与感情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乡村丧礼还有助于安顿村民们的精神世界或彼岸世界，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村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
在当下的中国，物质文明的繁荣令人瞩目，但精神世界的建设却长期裹足不前。信仰的缺失，情感与精神的无所寄托，人心的无处安顿，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必要认真建设中国人生活的精神世界或彼岸世界，促进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互动与联通。而传统的乡村丧礼，就是乡村社会自发地建设彼岸世界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并没有得到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态度仅仅限于简单化的“叫停”，限于粗暴的禁止。这样的政策选择，对于传统乡村丧礼的“安心”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显然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
以上几个方面的功能，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定分，并进而止争。因为，通过乡村丧礼，实际上是把所有的当事人、参与者甚至是旁观者的社会角色、社会身份进行了戏剧性的确认，有助于让他们“各就其位”、“各安其分”。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而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社会也因此而得到治理。
六、结论
本文聚焦于传统的乡村丧礼，主要讨论了乡村丧礼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逻辑，乡土社会为什么排斥政府提倡的新式殡葬，以及乡村丧礼在乡村社会整合中的价值与功能。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讨，我们对于乡村丧礼的内在逻辑，已经获得了某种“同情式的理解”；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估计。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从宗教的层面上看，乡村丧礼中的法师及其主持的法事，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活动，是宗教在乡村社会中的一种直观的表达方式和存在形式。有一位主持法师曾告诉我：佛家弟子普济众生、有益于天下、造福于社会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驻守在寺庙里，等候香客或其他信众上门，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帮助，或者就在寺庙里暮鼓晨钟、念经拜佛，以超渡不特定的芸芸众生；另一种就是像他们这样，主动地走向广大的乡土社会，积极地与村民的需要相结合。两种方式尽管形式有异，但殊途可以同归，目的都是祈福消灾、慎终追远，以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通过这位法师的表达与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乡村丧礼中体现出来的宗教形态，具有自己的特色与逻辑：它既是乡村法师们积极推广的结果，但更是乡村老人们强烈要求的产物，同时，它还是死者后辈“挣脸面”以及追求“腾达”的良机。至于国家的立场，则是反对与否定。这样的宗教活动形态，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著名论断相比，[9]显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与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朋（Gibbon）所谓的“众人视各教皆真，哲人视各教皆妄，官人视各教皆有用”的说法也大相径庭，[10]因为当前的政府并不认为这种宗教形态有什么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