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家属积极主动地按照传统方式操办丧礼，除了“脸面”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追求，那就是：找一片风水好的墓地安葬死者，就可以保佑死者后辈获得一个“美好未来”。换言之，死者家属愿意花费各种成本操办丧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美好未来”投资，是一种投资行为。死者家属所期望的“美好未来”，虽然主要是一种朦胧的希望，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的追求：一是消极方面的避免灾难，保证未来生活的平安、顺利。这是死者家属精心地选择墓地、举办丧礼的最低限度的追求，也是他们对法师（或阴阳师、风水师）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村民们普遍认为，如果把死者葬在“有破败”的地方，死者的后辈或家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破败”（意思是遭遇各种各样的灾难或不幸）。因此，对墓地的选择，至少要避免这种“破败”之地。二是积极方面的增加福利，实现福利的绝对增量（在村民们的眼里，主要就是升官发财之类）。村民们认为，如果为死者找到一片“好地”下葬，后辈们就会有“腾达”的机会。这样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只要有一线希望，都是值得追求的。正是这样的希望，才使得不少村民们把“扭转平常的命运”或“实现好上加好”的希望，寄托于传统的丧礼，尤其是寄托于对墓地的精心选择上。这一点，也成为了村民们积极操办传统丧礼的精神动力。
在乡土社会中很难推行的新式葬礼，在城市社会中却能够顺利推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城市社会的核心特征是陌生人社会、商业社会。经济越繁荣、分工越细致、市场越成熟、交易越频繁的社会，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陌生的社会。在这种商业社会熏陶、浸染之下逐渐变老的人，对于死亡或身后之事，普遍会相对达观一些。城市社会中越来越明亮的霓虹灯，既驱散了神灵的世界，也消蚀了法师们沟通神灵的神秘技术。再说，死者的家属也用不着借繁琐而铺张的丧礼来装饰“脸面”—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商业社会里，个人的“脸面”也远远没有熟人社会中那么令人关注。城市中寸土寸金，也不可能给法师（阴阳师、风水师）留下施展才智的空间。将城市中的商业社会与乡村中的农耕社会略作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下的乡土中国盛行的传统丧礼，实际上是乡土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五、乡村丧礼在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功能与意义
传统的乡村丧礼既然是乡土社会的产物，那么，这种活动对于乡土社会的意义何在？它对于村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乡村丧礼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
本文的看法是，乡村丧礼对于乡土社会的意义，主要是作为一种仪式化的沟通渠道与联结手段，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团结。乡村丧礼作为社会整合的一种有效形式，可以视为乡村社会成员集体意识的一种集中表达。所谓集体意识，就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6]乡村丧礼以某个熟人或亲人的死亡作为主题，把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所有村民，都置于一个死亡事件面前，同时也置于一种生之信仰与死之感情的旋涡中。村民们在丧礼中共同感受到的这种信仰与感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意识或集体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乡村社会中的每一次传统丧礼，都是村民们集体意识的一次重演、再现、唤醒，这种不断得到强化的集体意识，促成了乡村社会成员的团结与整合。分而言之，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申说。
首先，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乡村丧礼是沟通人际关系、促成社会交往、实现社会整合的一根纽带。在一次乡村丧礼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死者的后辈在接待各路吊唁亲戚的过程中，有一些亲戚居然素未谋面，以至于出现了“亲戚相见不相识”的尴尬场面。后来经过来客们的自我介绍，死者的后辈才勉强找到了恰当的称呼。这些前来吊唁的亲戚，虽与死者本人有一些往来，但与死者的后辈，则几乎没有任何交往。这种现象说明，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在日益增强。原来同居一个村落的亲戚，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广泛地分散到县内外，甚至是全国各地。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参军、求学的方式离开了故土，更多的人则是以外出打工、外出经商的方式客居于他乡。这些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们，正是通过共同参加死者的丧礼，才汇聚到一起。在丧礼期间，他们相互交往，再次回归到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中，重建或强化了日益淡漠的血缘关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