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丧礼的逻辑：一个法人类学的考察
喻中
【关键词】法人类学
【全文】
一、引言
传统中国的“礼主刑辅”、“出礼则入刑”意味着：礼是文明秩序的规则化表达，是定分止争的主导性行为规范，“礼治”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在现代中国，随着语境的变迁，传统的礼虽然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但是，它的“历史遗留物”依然存在。流行于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丧礼，就属于礼的“历史遗留物”—而且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有规范意义的“历史遗留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先后见证了多起乡村丧礼。有时作为客人，礼节性到场，略微致意，浅尝辄止；有时作为主人，从头至尾，深度介入，事无巨细，全程参与。身份的转换，让我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切近地观察与体验发生在当代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丧礼，这实际上给我提供了一个研究乡村丧礼的契机，同时也促使我思考：能否通过这样一些礼仪性的丧葬活动，深化我们对于乡村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大著《乡土中国》，前后凡14节，都没有论及乡土中国的丧礼；其他学者针对当代中国乡村丧礼的专题性研究，也极为欠缺。然而，丧礼又是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既是特定乡村社区在某一时刻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可以作为透视乡土中国社会秩序的一面镜子。因而，立足于乡村丧礼的法人类学分析、法社会学考察，就有可能在费先生的名著之外，打开另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乡土中国社会关系与秩序状况的另一个侧面。
何谓乡村丧礼？统而言之，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乡村法师主导的传统丧葬仪式，譬如请法师、做法事、烧纸钱、放鞭炮、焚香烛、看风水、择日期、买棺材、披麻戴孝、晚上守夜、敲锣打鼓、挖坑土葬等等。分而言之，乡村丧礼又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描述。其一，就场景而言，乡村丧礼主要发生在广袤的乡村社区，但在众多的集镇与县城，也是一道常见的风景。因为近年来，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推行，大量村民已经搬迁到集镇或县城居住了。这些昔日的村民尽管在城镇里生活，但他们的身份、观念、生活方式、信仰方式、情感方式，并不可能在数年之内就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可能从昔日的村民很快就转化成为学术理论文本中所想象的“市民”。因而，集镇和县城里的很多老人去世，同样会遵循传统的丧葬习俗。其二，就规则而言，乡村丧礼中的每一项活动，都有具体的（当然也是地方性的）程序，譬如焚香一次需三枝，随葬镍币十二枚，下葬必须择日期，等等。当然，各地风俗不同，丧礼的具体规则与程序也体现为各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且随时随地都在增加或删减。不过，无论怎样增删，至少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有些规则还是比较严格、相对固定的。因为，如果“法无定法”，没有一定的规则，没有起码的规矩，丧礼是无法操办的。丧礼之所以成为一种“礼”，也是因为它的规范性、规则性。其三，就时间与经济成本而言，据笔者的经验，在当前，一整套丧礼办下来，短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月；所费经济成本，通常在两三万与五六万之间。当然也有更简略的，但也不乏更铺张的。不过，无论是简略的丧礼还是铺张的丧礼，都会让操办者劳累不堪。
按照国家的正式规则，这种传统的乡村丧礼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因为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文明殡葬”，一直在推行“新式殡葬”，反对土葬，要求乡村社会也要普遍实行火葬；曾经有一个时期，法师做法事还被视为“封建迷信”，属于取缔或打击之列。换言之，当前以土葬和做法事为核心的传统丧礼，虽然没有受到国家法律的绝对禁止，但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至少也是持一种“不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以至于政府与民间丧礼活动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详见下文）。为什么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且让操办者费时、费钱、费力的乡村丧礼，会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中普遍流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解释这种现象，就有必要追问乡村丧礼的内在逻辑。
